林柳仙

    某日，就餐于一农家乐，点了几个招牌菜后，老板娘热情地问我们：“要不要来一笼蒸番薯，吃点粗粮好啊！”

    番薯，我小时候是吃怕了的。于是，我笑了笑，拒绝了她的推荐。点完菜后，我转入后厨，瞥见一垛番薯。一两左右的小个番薯随意地堆在墙角，足有两三百斤，堆成了一座小山。如果这座山更大一点或者再小一点，那就不会有以下的联想了，可偏偏它恰好就是这么大小的一垛。

    这么大小的一垛番薯，曾经堆在我家老屋墙角，充满着我整个的童年。那时候的我天天早餐、午餐都是吃番薯，无可抗拒，仅可以挑选番薯的颜色——吃厌了红色就换紫色或黄色。我撅着嘴，经常要流下委屈的泪水。

    可怕的是，每年的秋冬，那个番薯垛就会出现在墙角。父母从地里刨出番薯，把已经干枯的藤蔓削下来，送去牛栏给牛做夜草。然后，一担担番薯被挑回家，堆在墙角。一夜北风，让番薯的表面干燥，番薯变得极耐储存。这一垛番薯直到吃完最后一根，也不会因为失去水分而变成干柴。到了来年夏天，早造番薯可以收获之前，吃不完的去年的晚造番薯就会腐烂或长出长长的新芽。这就是大自然的奇妙之处——新的番薯来了，旧的番薯可以放心撤场，完成自己作为粮食的使命。

    番薯从传入中国那一刻起，便与“慈悲”二字不可分开。郭沫若先生曾专门作诗赞颂传播番薯的英雄：“挟入藤篮试密航，归来闽海勤耕植。”

    据清《金薯传习录》记载，明万历21年(1593年)，福建长乐人陈振龙先生到吕宋岛（即菲律宾）经商，发现番薯不仅产量高，而且美味可口，便想引种回国。但当地严禁带出，于是陈振龙便和儿子陈经纶多番尝试，终于巧妙地将“薯芽”绞于缆绳之内秘密带回国，在闽南地区种植成功，并在南方广为传播，造福世世代代。乾隆十四年（1749年），山东饥荒严重，陈世元先生从福建老家将番薯藤蔓带到山东，并专门带去一批家乡的种植能手。几个月之后，“秋间发掘，子母勾连，如拳如臂”，得救者众。

    在父辈所经历的大饥荒年代，番薯再次担起救苦救难的重任。“六成番薯四成米”是当时老百姓梦中的饕餮大餐，如果能够吃上一个公鸡碗这么满满一碗番薯饭，那是一件超满足、超幸福的事。

    番薯是这么的重要，以至它曾经有一段时间在老百姓的生活里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财富的象征。那时，老百姓的温饱还没有解决，自然也没有装扮生活的心思，但有一件事，是必须花心思的——那便是娶媳妇。当时女方家长只担心女儿嫁过去不能吃饱饭。所以，男方家为了显示自己家的粮食比较充足，总是想办法将家里的番薯垛弄高一点、大一点。但是番薯与番薯之间有缝隙，如果垫点东西在底下作弊，会被轻易识穿。不知哪个聪明的准婆婆带的头，从亲友邻居家借来几担番薯充门面，成功后，仿效者众。当然，这种手段是骗不了本村人的。

    后来，我们有幸得袁隆平爷爷的杂交水稻，每一个中国人，在改革开放之后都吃上了白米饭！

    番薯完成了救人的历史使命，成了粗粮。它于是改去救猪，成了猪的主食。那个时候，农村的孩子从懂事起便学会削番薯、煮猪食，然后提着齐腰高的潲水桶去喂猪。有猪便有书本，便有新衣裳，于是，再苦，孩子们也从不喊累。

    “怎么他们有番薯吃，我们没有？”孩子瞥见邻桌一笼热气腾腾的番薯，顿时觉得手中的鸡腿不香了，两眼直勾勾地盯着别人的饭桌。我只得把老板娘喊过来，“来一笼番薯。”“太好了，终于有番薯吃咯，我们不吃饭了！”孩子和她的小伙伴欢呼起来。

    我默默地接过他们的饭碗，把剩下的饭粒扒拉到自己碗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