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荣生

    梁启超出生于广东新会，自幼聪慧，“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17岁中举，然后师从康有为，参与戊戌变法，成为时代风云人物。梁启超一生著作等身，始终致力于变法维新，是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者，是划时代的文化巨人。梁启超在文学和艺术领域，也颇有建树，并提出了一些高屋建瓴的文艺主张。

    在诗歌领域，梁启超倡导并参与了“诗界革命”运动。戊戌变法前后，梁启超与夏曾佑、谭嗣同等人提出“诗界革命”的口号，倡导新派诗歌理念。梁启超并不欣赏那些玩弄新概念、新名词的所谓创新，他主张“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的创作理念，他这种进步诗论对当时中国诗歌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梁启超的影响下，黄遵宪等新派诗人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梁启超本人也在他的诗歌写作中践行自己的诗歌主张。比如他的《志未酬》：“志未酬，志未酬，问君之志几时酬？志亦无尽量，酬亦无尽时。世界进步靡有止期，吾之希望亦靡有止期。”这首诗用语通俗，章法自由，敢于运用新知识、新思想，很好地体现了他的诗歌理论。

    相比诗歌而言，梁启超在散文方面取得的成就更高，堪称一代宗师。梁启超把自己的散文称之为“新文体”，他有意识地推动散文变革，是中国散文近代转型的领军人物。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启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炼，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梁启超在散文的内容与形式上都进行了大胆的突破。在内容上，他批判了黑暗的现实，表达了忧国忧民之思，呼吁学习西方先进思想和先进科技，把散文当作了变法维新的宣传工具。在形式上，他擅长雄辩和议论，语言半文半白，平易畅达，气势磅礴，情感充沛，富有鼓动性。他的代表作《少年中国说》，运用了一连串的比喻、排比，行文如大河奔流，奔放不羁，激励了每一个读者，成为轰动一时的名篇。

    梁启超的散文“新文体”肯定了创作主体的自主性和独立品格，突破了封建旧文人的思想枷锁，传递了新时代新气息。他的散文具有世界视野，在文章中常常引入一些西方的理论思想和表达方式，用来分析中国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等诸多领域，常有独到且深刻的见解。梁启超的散文创作目的非常明确，就是为了启发民智，推动变革。所以，在语言风格上，他追求通俗易懂，力求字字千钧，主张言文一致，他认为语言文字应该自然流畅地表达思想而不是束缚思想。黄遵宪撰文称赞梁启超的散文：“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

    梁启超很少写小说，却发起了近代中国的“小说革命”运动，提出了一整套系统的小说理论。梁启超极力推崇小说在文学中的地位，认为“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颠覆了过去“小说是小道”的观念。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这篇论文中明确指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他把改良社会、改造国民与改造小说放在了同一个位置上，把小说与时代政治运动联系起来，观点新颖，震撼人心。梁启超对古典小说的态度是否定的，他心中理想的小说是能反映时代变革的政治小说，他希望小说可以灌输常识、开通民智，传播新时代的新思想。

    梁启超详细论证了小说的社会地位及功能。他认为小说具有四种力，他把这四种力归纳为“熏”“浸”“刺”“提”。“熏”即熏陶作用，“如入云烟中而为其所烘，如近墨朱处而为其所染。”“浸”即浸润，即动之以情，也就是小说的艺术感染力对读者进行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刺”就是讽刺和刺激，促使人警醒，摆脱蒙昧状态。“提”是提升，指通过小说的力量，提升人的思想境界。在梁启超看来，小说的四种力，可以从广度、深度、强度、高度四个维度来塑造新的国民精神，是小说的社会价值通过审美个体得以实现的途径。梁启超的小说理论为近代中国小说创作指引了方向。

    在戏曲领域,梁启超对清末戏曲改良也有独特的贡献。梁启超主张以国家富强、民族独立为戏曲的中心题材，塑造新型先进政治人物。梁启超提出“觉世”“救心”两大戏曲宗旨，也具有反帝反封建的积极意义。梁启超的戏曲理论属于一种新旧交织、中西杂糅的“过渡”性质,为后来中国戏曲从古典向现代转型铺平了道路。

    梁启超的文艺思想，在历史上曾经影响极大，对今天的文艺创作仍然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