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健
在近代中国史上,有一个响当当的名字,使得新会闻名遐迩。那就是有“梁新会”之称的——梁启超。
今年是梁启超先生诞辰150周年,我在想,如果没有梁启超,会怎么样呢?
作为社会活动家、政治家,梁启超在中国近代许多关键时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梁启超,有很多重大历史事件将会发生改变,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因此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如果没有梁启超,戊戌变法将缺少一位君主立宪的倡导推动者,革命共和的大力鼓吹者和立宪派领袖;在袁世凯拟复辟称帝之时,《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不会横空出世,也不会有梁启超策动学生蔡锷发起的护国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如果没有梁启超把日本欲接管山东的帝国主义图谋及时传回国内,就不会在5月4日那一天引发标志中国民主革命转入新阶段的五四运动。
作为思想家、文学家,梁启超用他的如椽大笔,激励感染了大批仁人志士,为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开启了民智,也影响了一大批后来改变中国命运的人。
胡适曾经说过:“辛亥革命的成功首先不是武昌的士兵,而是梁启超,是他的这支笔,十几年来教育了中国民众,启发了新思想,所以武昌一响,全国响应。”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曾说:“梁启超是1911年第一次革命的‘精神之父’。”
如果没有梁启超,陈独秀就不会写出:“吾辈今日得稍有世界知识,其源泉乃康、梁二先生之赐。是二先生维新觉世之功,吾国近代文明史所应大书特书者矣”;胡适也不会说:“梁启超的《泰西学案》猛力把我以我们古旧文明为自足,除战争的武器,商业运转的工具外,没有什么要向西方求学的这种安乐梦中,震醒出来。”
如果没有梁启超,就不会有《少年中国说》,进而也不会有因此而得名的“少年中国学会”。该学会是由李大钊等于1919年7月发起。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李大钊、毛泽东、恽代英等,都曾经是该学会成员。1936年,毛泽东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表示,自己少年时期就曾视梁启超为“楷模”,对他发表在《新民丛报》上的文章“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
虽然,当时的梁启超在观念上已经与“新青年”们渐行渐远,但他为创造“少年中国”而上下求索的精神,感召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青年奋力前行。
作为中国近代报业的先驱,梁启超厥功至伟。他不但提出了“耳目喉舌论”“党报”“报刊使命”“舆论观”等重要的新闻理论和新闻思想,还通过他27年的办报实践,亲手创办和主编了10余种报刊,著述达1400万言。缺少了他的参与,中国近代史上的办报热潮不会那么声势浩大,当然也不会有“自由放纵,不拘一格,风靡一时”的时务文体;不会有黄遵宪“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的评价,而郭沫若在他的自传中提到的“那时的青少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的”,也无从谈起。
1902年,梁启超创办的《新民丛报》仅在国内的销售点就达49个县市、97处之多,发行量最高达1.4万份,且每册一出版,内地就有人一再翻印。清政府虽然严禁,读者仍是争相传阅。有人估计,大概每册要经过20人的阅读。如果没有梁启超,这样的报业盛景,恐怕当时的国人无缘见到。
作为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梁启超退出政坛后,晚年一直著书立说,从事教育,从思想上改造国人,把希望寄托给了下一代。他作为清华四大导师之首,在一次给学子演讲时,引用了《周易》中的语句激励清华学子,由此“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成为清华大学的校训。如果没有梁启超,就不会有《清代学术概论》《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文化史》《变法通议》等研究成果。
同时,梁启超还是中国第一个在文章中使用“中华民族”一词的人,经济、组织、干部等词,也始用于他。如果没有梁启超,这些词不知何时才能产生。
没有梁启超,也不会有“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的传奇。在1898年至1928年间,梁启超给子女们写了400余封家书。1919年12月2日,他在致思顺书中写道:“总要在社会上常常尽力,才不愧为我之爱儿。人生在世,常要思报社会之恩。”1927年5月26日,梁启超在给孩子们的家书中写道:“毕业后回来替祖国服务,是人人共有的道德责任。”梁启超的九个子女,学贯中西,成为各自领域的专家。他们都是学成后即刻回国,与祖国共忧患。
有人认为梁启超善变,先保皇立宪,后又拥护共和;曾和孙中山合作,又分道扬镳、互相论战。正如梁启超本人所言,他变的是思想认知,始终不变的是爱国、救国的理想与追求。
“人必真有爱国心,然后方可以用大事。”
“饮冰十年,难凉热血。”
这两句话正是梁启超一生的写照。
历史是没有假设的,但这些假设让我们更加了解了那个时代的中国是多么需要梁启超,有了梁启超那个时代是多么精彩!
斯人离去已近百年,但他的思想和热忱今天仍在激励着我们,也必将继续激励子孙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