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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尹继红的《乡图》是在具有侨文化特色的多元冲突中展开侨乡、侨史图景的。作者没有把侨乡的海外移民史简单地看作一部苦难史，而是注意到了海外移民对中西文化交流的意义，华侨成了“大陆文明与海洋文明、民主科学精神与封建思想之间交流与碰撞的架桥者”。

    首先是中西文化观念的冲突。譬如司徒振南回乡修铁路，本来与村民订好了征地的协议，村民们说毁约就毁约了。他在美国学习和信奉的契约精神，在中国的农村却不值分毫；他基于对国外股份制的认识，想要吸收洋人参股修路，也遭到乡里长辈的强烈反对。

    其次是现代意识与封建观念的冲突。如振南修铁路，要通过塘口乡村民的祖坟地，村民们誓不迁坟，使他的修路宏图几乎夭折；而修路过程中遭遇天露山隧道塌方，乡人认为坏了风水，坚决不让继续修路，还痛打了振南。

    修建铁路中碰到的种种类似困难，使在海外打拼多年、已经习惯了西方工商业文明的振南“万万没有想到，最大的阻力不在资金，不在技术，而来自那些终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乡亲们的一闪念之间”。正如谢立仁对他所说：“一样新的东西要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扎根、生长，总要经历特别的痛楚，这就是文化的冲突。”

    文化冲突也孕育着文化的融合、变异和进步。振南偷渡美国后，就非常注意对西方文化的吸收、借鉴。“他开始走出华人圈子，直接感受着美国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信息的冲击。这给他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他隐隐感觉到自己的思想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改变。”振南决心回乡修铁路，既与他初到美国乘坐火车的经历有直接关系，也是他力图将西方工业文明引入故乡、振兴家乡的伟大实验。西方使振南的性格中增添了科学和理性的成分，这在修铁路前的勘探工作中有鲜明体现。作家以开放性文化视野所作的这些生动描写，使侨文化特具的开放兼容品格得到形象化的充分展现，大大提升了作品的文化品位。

    《乡图》展现的另一种核心冲突是民族冲突。小说的上篇集中写了华侨华人与居住国歧视政策的冲突以及中资企业与外资企业(银行业)的冲突。这里面充满着华侨华人的血泪和抗争。华侨华人通过罢工、罢市、游行示威等方式表达自己的抗议，更通过自己的打拼在异国土地上获得成功，赢得社会的尊重。在最危急的时候，他们团结起来，共度时艰，粉碎了外国财团企图搞垮中资银行的阴谋。这些颇具力度的描写，使读者对华侨的苦难与奋斗有了身临其境的感性体验。小说的下篇用很大篇幅描写了侨乡人与日寇的冲突。日寇的狡诈、残暴、惨无人道及侨乡军民的坚韧、顽强、勇于献身，在小说中被描写得相当传神，读之令人激动不已。《乡图》还写了具有侨乡特色的伦理冲突和民匪冲突。这些冲突各有各的精彩，它们使作品的艺术触觉延伸到华侨、侨乡、侨文化的各个层面，共同演绎出活色生香、威武雄壮的侨史、侨乡大戏。

    《乡图》不仅展示出多元冲突，而且在其中融进了自觉的反思意识。这种反思在很多时候是通过人物的思考来体现的。如振南在西雅图修公路时，为华工利益与美国人谈判，最后却成为几乎是唯一的被解雇者。这引起了他的深思：“为什么他们宁愿打死福贵也不愿意放他回家？为什么他们为了一百元钱而愿意接受骂名？为什么我满腔热情去和美国人谈判，最后被抛弃的却是我？”从中他看到了国人性格中的弱点，启发他自觉地接受先进文化以提高自己。还有，回乡后振南注意到一个让他费解的现象：国人一方面存在激烈的排洋情绪，一方面对于洋货、出洋又特别宽容、向往，形成“物态上的崇洋、精神上的排洋”这样一种奇特的社会心理。这里揭示的其实是侨乡文化中特有的一种负面心理，很值得深究。

    总体来看，作为江门侨乡、侨史的史诗化写照，《乡图》是一部有深厚的文化含量、自觉的反思意识和悲剧精神的作品，它丰富和深化了人们对侨文化的认知，为江门五邑侨文化增添了新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