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吉

    提及梁启超，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应当是戊戌变法的重要代表，以及至今读来依旧振聋发聩的散文《少年中国说》，然而梁启超留给后世的遗产远不止于此。从公车上书的风光无限到变法失败的海外流亡，从支持帝王专制到鼓吹国家共和，从与康有为决裂再到孤身执笔舌战孙中山、章太炎、黄侃等革命党人士，梁启超既是一位在晚清政治界有着重要影响之人，又是一位在文学、美学、历史、教育、伦理等诸多领域有着丰富建树的思想大家，其人物事迹和思想轨迹无疑为后世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史料。

    在梁启超丰富的文艺思想体系中，大体上可以1918年赴欧游访为界，划分为两个阶段，1918年之前，梁启超总体上坚持文艺的功利主义思想，而在赴欧游访之后，开始逐渐推崇文艺的审美主义。

    在维新变法前后，面对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梁启超坚持以“维新救国”为己任，在社会制度层面，梁启超主张向西方学习，革新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大力发展科学、教育、工业、商业，推动社会发展。这样一来，作为政治变革的附属，文艺所要发挥的作用便是通过教化的力量来改造人的思想观念，并通过培育新国民来让人权、民主等理念深入人心。在梁启超的文艺实践的过程中，他聚焦于对旧诗、旧文和旧小说改造，主张以“三界革命”的理念“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以旧风格含新意境”，1899年，梁启超在《夏威夷游记》（原名《汗漫录》）中写道：“欲为诗界之哥伦布、玛赛郎，不可不备三长：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1902年，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又提及：“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

    概而言之，这一阶段梁启超的文艺思想一方面是在传统“文以载道”“经世致用”的思想前提下，以期通过文艺革新来达到社会思想革新的目的，从而为政治变革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另一方面，梁启超在西学东渐的时代背景下，所主张文艺作品的题材创新、内容创新、形式创新、思想创新显然是受到了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和进化论思想的影响，实质上就是用“西学”化“中体”，以期突破保守派“中体西用”对社会变革的束缚，更进一步推动社会进步。可以说，梁启超对传统因循守旧的文艺创作与八股文学的批判与超越，对日后的文学观念和思维方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新诗、新文、新小说逐步风行，这直接影响了胡适、鲁迅、郭沫若等人，对日后发生的白话文运动具有重要的开创性意义。

    1918年，梁启超在赴欧游访之后，其思想主张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他逐步意识到，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是与这个国家的文化传统、历史积淀密不可分，共和政体并不能直接通过社会革命的方式移植到中国本土。另一方面，这些所谓的先进体制的政党政治、选举机制、政治文化弊病突显，社会分化严重，民生问题突出，这种乱象横生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无论如何也不能够在当时的中国落地生根。

    这样一来，随着政治理想的破产，梁启超逐步放弃自己早期以文化人，培育新国民的文艺主张，而是以哲学理论和美学理论为根基，围绕审美原则、艺术创作、生活娱乐等方面，探讨了一系列相关问题，突出文艺的超越性、非功利性，并以情感主义和趣味主义突显自己的文艺主张和审美倾向。在《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一文中，梁启超写道：“如果我们想进入生命之奥，情感是唯一的通道，他可以把我们的思想行为与生命合二为一，把我的生命和宇宙合二为一。”实际上，梁启超后期回归到文艺的本体，并以构建情感为核心的文艺思想，既是对前期以文化人文艺思想的发展和深化，又是以审美主义文艺思想对功利主义文艺思想的纠偏。也就是说，文艺作为一种改造人思想的力量，本应顺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但文艺本身又有其内在的审美规律和情感诉求，它既与政治、经济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又有自身不可磨灭的独立性。

    不难看出，此时的梁启超，已经突破了中国古典文艺学的思维方式，在吸收和借鉴西方文艺学思想的基础上，重新界定了文艺本体的存在论意义，即文艺不仅是具有启蒙助力的政治附庸，其本身就是以美充实人生意义的方式。将文艺融入现实社会之中从而激活尚真、尚善、尚美的人生态度，达到审美境界和审美理想的升华的文艺主张，彰显了梁启超美学思想重视社会现实问题的人文情怀，与此同时，着眼于新时代的发展要求探究梁启超文艺思想的理论体系和精神实质，依然具有重要的启发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