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达香港，已经是华灯初上。三个人从飞机到地铁上，再到出租车上，一路都沉浸在这个只有他们自己才懂的世界里。维多利亚港的海风呼呼啦啦，吐露公园的灯影闪闪烁烁。他们呼吸着这春天的气息，心都湿润了。

    聊到最后，三个人都一致认定大亚湾实验之后最具有吸引力的课题就是三种中微子的质量排序。这是人类在中微子研究领域走向深入的一道锁。打开了这把锁，或许有许多问题就豁然开朗了。而要进入到这个课题的研究，又取决于中微子的第三种振荡模式对应的θ13足够大。如果θ13混合角数值不够大，以目前人类的技术设备条件，是无法进行中微子质量测序实验的。目前法国和日本，再加上中国的大亚湾都在建造实验室捕捉这个θ13。谁能最先出成果？只有天晓得。最后出来的成果是一个什么样的成果？那更是天地都不晓得。很显然，这是一个充满了未知和风险的赌徒性质的选择。曹俊和李小男聊着聊着都不太敢说话了，倒是平日里稳健严谨出名的王贻芳乐观了起来：

    “伙计们，只要有万一，都值得我们干起来。说不定就是我们大亚湾实验室先出成果，说不定我们测出的θ13的数值足够大。我们做基础物理干的就是在未知世界里答题的活。王淦昌先生当年只敢想没法干，我们今天就要敢想敢干！”

    说起王淦昌先生，三人都不吭声了。他们的脑海里都出现了这位行走在历史风云中的老人。

    他们三人都没有见过王淦昌先生。他们从海外回到北京的时候，王淦昌先生已经去世了。但在中国物理学界，乃至世界高能物理界，这位刚刚走远的中国老人是一颗星、一束光。尤其让人津津乐道的是他在声名鼎盛时，悄然隐身大漠戈壁17年，成为中国核科学和核武器的奠基人。

    然而此刻，王贻芳他们感慨的却是王淦昌先生和这个“幽灵粒子”深深的缘分和一次次擦肩而过的遗憾。

    在全世界最早关注中微子这一“宇宙幽灵”的物理学家中，其实就有中国人的身影。他就是王淦昌。早在1932年（泡利提出“中微子”假说两年之后），王淦昌就在自己的德国柏林大学的导师迈特纳指导下，发表了《关于RaE连续β射线谱的上限》的论文，佐证了泡利提出的“中微子”假说。这是物理学史上第一次对泡利提出的“中微子”假说给予了精确的实验结果支持。1934年，王淦昌回到浙江大学教书，却依然没有停止对中微子的关注与研究。1941年，在战火中颠沛流离的王淦昌完成了一篇题为《关于探测中微子的一个建议》的短文。他提出通过测量轻原子核俘获K壳层电子释放中微子时产生的反冲动量的方法。1942年1月，美国《物理评论》发表了这篇短文。非常遗憾的是，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受限于当时国内的实验室条件，没有器材支持王淦昌去完成这样的实验。而美国物理学家阿伦看到论文之后，立马进行了实验，实验结果肯定了王淦昌的构想，并发表了论文《一个中微子存在的实验证据》。“阿伦—王淦昌实验”被《美国物理现代评论》誉为国际物理学重大成就之一。

    在国际物理学界，王淦昌是一个传说。许多人惋惜他作为一名天才级别的青年才俊，竟然会在中国境内军阀混战、百孔千疮的时候选择回到自己的祖国。也有许多人不理解他。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王淦昌潜心科学研究，并于1959年在实验中发现了荷电反超子，这是人类对微观世界认识上的一大步。就在王淦昌在高能物理研究领域风头正劲时，1961年，他却突然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直到1978年，他才又重回北京。这时全世界物理学界才知道，这个中国人这17年就生活在中国西北的大漠戈壁之中造原子弹。

    外国同行们不理解，但是王贻芳理解。他知道当同样的选择摆在自己面前时，自己的回答一定与王老一样：“愿以身许国。”

    “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先生，中国中微子研究已经追赶上了世界先进国家的水平。我们知道，这是您的心愿。我们这一代的中国高能物理人决不会辜负您的期望。”在飞速行驶的列车上，三位中国中年粒子物理学家默默告慰前辈。

    这是一次理性和感性交织的旅程，也是一次为中国的中微子研究筹划未来的旅程。三个人都清晰地看到了矗立在大亚湾实验更前方的新的目标：利用核反应堆产生的中微子进行质量测序。

    外行人可能会不以为意。然而若是世界物理学界知道就在那一天，三位中国粒子物理学家在飞驰的车上为10年后的中国中微子研究确定了这样一个目标，一定会长长惊呼。

    从香港回到北京之后，在高能所内部，关于接棒大亚湾中微子实验，开展中微子质量测序的一个新项目开始启动。大家称之为“大亚湾二期”。王贻芳亲自指导自己的学生占亮开始了一系列的计算，论证设定这一目标的科学性。占亮的计算完成之后，王贻芳又安排曹俊的学生温良剑进一步复核。在他们计算的基础上，他们联合发表了第一篇关于“大亚湾二期”的物理思想的文章，系统提出了项目的理论意义和基本设想。

    2008年，应该确定为江门中微子元年。至少他们是这么想的。

    也就是这个时候开始，高能所的人都明显感觉到，越接近大亚湾中微子实验室运行读数的日子，王贻芳的话越发少了。有人说，王所这些年被中微子这个“魔鬼幽灵”搞焦虑了。就连经常来高能所采访的媒体记者们也开始抱怨，现在从王所嘴里掏点料越来越难了。

    王贻芳也觉得自己有些焦虑了，经常会整夜睡不着觉，脑子里有想不完的事情。回国这十年时间，头发掉了许多，也白了许多。特别是大亚湾中微子实验室开始安装光电倍增管那天开始，他就觉得自己的心被吊在了半空中晃来晃去。

    这些年来，必须面对的难题和困难一个都不少地扛过去了，必须要烧的香要拜的庙一间都不少地去过了。该检测的都在检测之中了，该安装的都在安装之中了，和国际合作组成员国之间该扯的皮都扯了。

    开始是立项的问题，天天求爷爷告奶奶，去和一些根本不懂中微子为何物的办事人员聊为什么我们要花这么多钱搞中微子。反对声、质疑声就从来没有停止过。这让王贻芳的内心极度崩溃。如果不是李政道先生两次写信给中央领导，这个项目的立项说不定还是遥遥无期的事情。

    随后是中美合作的问题。虽然经过李政道先生的牵线搭桥，美国成为了大亚湾中微子项目重要的投资者以及合作者。但是美国人的钱是没那么好拿的。关于技术的主导权、成果的使用权、在合作组里的话语权……谈判几乎每天都在进行，甚至有好几次接近崩盘的边缘。在香港大学的会议室里，王贻芳一个人和十几个美国代表谈判。美国代表全程反对王贻芳代表中国团队提出的探测器设计方案。谈了一整天，王贻芳寸步不让。最后美国代表翻脸了，大家不欢而散。之后，整整一年，王贻芳一直死犟着，宁愿不做，决不让步。一年之后，美方妥协了，只好撤换了负责人。王贻芳说：“我觉得国家花这么多钱，最后做一个把主导权让给别人的方案，我没有办法交代，也没有办法面对中国的高能物理学界。”

    整个合作组都见识了这个死倔死倔的中国科学家的厉害。

    工程开工后，最初遇到的一个大难题就是施工方式的问题。工程设计施工单位是国内极具实力和经验的黄河勘测规划设计有限公司。然而，即便是这样一支身经百战的团队在大亚湾中微子实验室建设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个他们之前从未遇到过的问题：在核电站旁边爆破挖山。不要说普通市民群众，就是行业内的专家工程师，都无不悬着心。有一段时期，王贻芳在面对领导和媒体时，被问得最多的就是两个问题，一是研究中微子有什么用？第二就是爆破会不会造成核泄漏？这两个问题，王贻芳有时都不知道怎么回答。

    挖掘隧道过程中的爆破对核电运行不能带来任何安全影响，这是大亚湾中微子实验室建设的前提，也是铁的底线。然而实施起来，谈何容易？必须是一丝不苟地设计、如履薄冰地干。3000米的地下隧道是一公分一公分地炸、一点一点地往外掏出来的。整个隧道挖掘的时间比原来的计划增加了一倍。工程项目对核电安全的影响成为核电运营管理高度重视的对象，也受到国家核安全局的高度关注和严格监控。

    读数运行的日子已经基本敲定，全世界都在睁大眼睛盯着这一天、盯着中国深圳这座城市。可人就是这样，你前面越期待越努力，临了临了就越紧张、越焦虑。结婚办喜事是这样，体育比赛是这样，现在王贻芳搞这间实验室也是这样。因为这是中国第一代中微子实验室，因为这是中国几代粒子物理学家的心愿，一定要出成果呀，不能哑炮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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