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她悄然将自家宅院改造成地下交通站，凭借精湛的乔装技艺穿梭于各地传递情报；他攀上高耸的树梢，以树枝为信号旗，为革命部队指引前进的方向；她深入贫苦农户家中，在村头巷尾播撒革命的火种，以一片赤诚点燃民众的觉醒之光……

    今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迎来第80个年头。回望那段烽火岁月，新会儿女挺身而出，以血肉之躯捍卫山河，用滚烫热血书写民族气节。今天，我们走近新会目前在世的三位抗战老兵，追寻他们的足迹，倾听那些浴血奋战的故事。

                                 文/图 冯瑶君

    钟少琼

    将自家房屋变为秘密交通站

    “九一八，九一八……”看到记者来访，钟少琼的女儿张颂英走到母亲床前，轻声唱起《松花江上》，当听到这首熟悉的抗战歌曲，虽已很少睁眼说话，但102岁的钟少琼仍会点头回应女儿，情绪激动。

    这位百岁老人，曾是抗战烽火中的地下交通员。为党的革命事业，她将自家房屋变为秘密交通站，供战友们召开会议、传递情报、借宿或吃饭。她和众多地下党员一道，用青春和热血书写无数舍生忘死、冲锋在前的英勇篇章。

    家人同心舍家纾难

    在钟少琼家中，98岁的老伴张文治珍藏着两本早已泛黄的旧书：新会县妇运史编写组编撰的《抗日战争时期新会县妇女革命运动大事记》和《葵乡儿女——新会县妇女革命运动史》。他颤巍巍地翻开记载妻子事迹的书页，指给记者看。书中记载：1942年1月，党组织派遣朱政敏到双水蓢头乡，以小学教师身份掩护开展工作。当时成立的江南区党支部，由朱政敏担任组织委员，她在蓢头乡培养并吸收女青年钟少琼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2年7月，党组织在蓢头乡女党员钟少琼家中设立地下交通站，指定她担任交通员。她的任务是传递情报：有时送往小冈学校交予许林彬（地下党员），有时送往三江镇交给李发（地下党员），有时还需要远赴台城与谭婵（地下党员）接头。

    《葵乡儿女——新会县妇女革命运动史》还详述了在钟少琼的影响和带动下，其家人均为革命事业作出的贡献；母亲陈东米——这位越南归侨不仅支持女儿投身革命，更长期在经济上资助党的事业。1942年8月，住在钟家的李海怀同志调离，陈东米向其赠予一张上好的羊毛毡和一枚金戒指作为路费。1943年，黄美英同志（地下党员）从台山带来两个烈士孤儿托付给钟少琼，陈东米将两人视为自家人悉心照料。1944年，地下组织遇到困难，许林彬同志前来求助，希望为地下组织筹措1500公斤稻谷。家里虽无存粮，但陈东米和钟少琼一道四处奔走，最终向群众借到1300公斤稻谷。当时借贷利息极高，借一担要还两担，事后陈东米默默变卖家产，独自承担了这笔债务。

    1945年，陈东米更将丈夫、儿子从越南汇来的款项悉数捐出支援革命，甚至变卖了家中仅有的八分良田，将所得钱款献给党组织。

    当地下组织需要在钟少琼家开会，年幼的妹妹还主动到村口站岗。

    张颂英说，外婆早逝，自己未曾见面，但从小听妈妈讲述外婆如何倾力支持革命，深受鼓舞，印象深刻。“为了革命事业，家人勠力同心，舍家纾难，其中，外婆的深明大义尤其令人钦佩。”张颂英表示。

    乔装送情报从未出错

    张颂英还补充了一些书中未载的细节：“其实，妈妈今年已经102岁。抗战时为躲避日军迫害、隐蔽身份，她对外声称生于1928年，比实际年龄小了几岁。”她解释道，“妈妈走上革命道路，与她极富正义感的性格密不可分”。

    那个年代，从双水到三江，路途艰险，需跋山涉水。钟少琼将情报藏于草帽，天还没亮就带上番薯、玉米等干粮出发，送达三江交换后，再换一顶草帽将新情报带回双水。“有时双水方向会有运送空糖缸的船去三江。妈妈想到‘糖缸藏身’的妙计，机灵地钻进空缸，盖上盖板，糖缸里空气稀少且闷热，妈妈一路屏息不敢动弹，以此躲过岗哨盘查。”

    “当时，妈妈只有十几岁，既勇敢又机智，经常孤身一人奔波在各种送情报的路上，为了掩人耳目，学会了乔装打扮，有时背着书包，扮成学生；有时烫头发穿旗袍，扮成大小姐；有时肩挑着担子，扮成农民，克服重重困难，完成组织交办的一个又一个任务。”张颂英说。

    钟少琼家有一间厢房前门视野开阔，后门直通蓢头村后山，被选作交通站。这里曾接待许多地下党员，他们行色匆匆：有的来密谈议事，有的吃顿便饭，有的借宿一夜，被村民称为“蓢头密室”。

    “只要是同志，无论谁来，妈妈都毫不犹豫地妥善安排，想方设法帮组织解决难题。”张颂英回忆道。后来，有人告诉客居异国的外公，家中常有陌生男子出入，一度引起外公误会，外公闻讯后，从此断绝了汇款……过了很久，误会才得以解除。

    张颂英回忆道：“妈妈一生忠诚于党的革命事业，在腥风血雨中保护了许多同志。然而，有一件事情始终萦绕在她心头，每每提及都令她痛心不已。”她顿了顿，声音略显低沉，“当年黄美英同志托付给妈妈的两个孩子，是两位革命战友的后代。他们曾与妈妈共同生活，亲切地唤她‘美姑’。可惜在双水沦陷的战乱中，当时年仅八九岁的两个孩子与妈妈失散，从此杳无音信。这个遗憾，成了妈妈心中永远的痛”。

    周月银

    深入穷苦农民家中宣传革命工作

    “一看到田金革命烈士纪念碑的照片，她便很激动；听到周达尚、周复、阮瑞琼这些田金村革命先烈的名字，她依然会动容……”今年101岁高龄的周月银老人，虽然年事已高，但那段抗战的峥嵘岁月，依然深深烙印在她心中。

    田金村的烽火记忆

    周月银1924年4月出生于大泽镇田金村，现居大泽镇莲塘村。她的孙媳妇陈艳珍告诉记者：“前两年，婆婆还能在村里走动，与村民时常讲起她的抗战故事，细节都记得清清楚楚的。这两年，她的身体差了，走不动了，眼睛看不清，耳朵也听不清了。”

    在周月银老人卧室门口的墙上，贴着一张特别的聘书——那是五邑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聘请她担任“红色讲堂”活动“校外思政指导员”的凭证。这份荣誉，连接着她与家乡田金村——新会唯一的红色革命根据地的特殊情谊。

    田金村是周月银最牵挂的地方。田金革命烈士纪念碑位于大泽镇田金村洪基里，是田金村革命历史的重要见证。看到记者展示的田金革命烈士纪念碑图片，提到田金村革命先烈“周达尚”，周月银脸上难掩激动之情，似乎“抗战记忆”涌上心头。

    抗日战争时期，田金村是中共新会党组织的重要抗日阵地。在党支部书记周达尚的领导下，成立了“读书会”“夜校识字班”“乡自卫队”等抗日组织，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和武装斗争。新会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在这片热土上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及敌伪军，取得了一次又一次胜利。其中，离不开无数像周月银这样的地下工作者的默默奉献与牺牲。

    地下烽烟中的身影

    尽管周月银老人现在几乎无法言语，但她的抗战事迹，陈艳珍耳熟能详：“婆婆读过几年书，认识字。十几岁时，她毅然投身革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老师梁秀玲（也是地下党员）的培养和指引下，成为一名地下工作者。梁老师是她的单线联系人，指导她开展革命活动。她的主要任务就是深入穷苦农民家中，利用一切机会宣传革命工作，动员大家投身共产主义事业，壮大革命力量，共同抗日救国。”

    在众多故事中，陈艳珍对周月银16岁时经历的一次险境记忆犹新：“那天，日寇和伪军在汉奸引领下，分东西两路扫荡田金根据地，大肆搜捕抗日人士。周月银与田金小学教师、地下党员阮瑞琼等人紧急突围转移。当时下着雨，周月银把自己一直用的油纸伞送给了阮瑞琼。不幸的是，阮瑞琼在松坡桥被日寇前后夹击，最终宁死不屈，高举着那把油纸伞跳入田金河壮烈牺牲。周月银的母亲看到河中漂浮的雨伞，误以为女儿遇难，悲痛欲绝。”

    “当时，婆婆看到一群人进村，起初不知道是什么部队。直到看见他们撕开日本旗，才惊觉是日寇！她拼命跑过桥才侥幸脱险。而阮瑞琼听到炮声跑出来查看，却被日寇拦住包围……”

    “后来，婆婆躲藏在老乡家里，待风声过后才安全回家，家人见到她，激动万分。”陈艳珍说，田金村先烈周达尚、周复、阮瑞琼等人的英勇事迹，深深鼓舞着周月银，坚定了她的革命信念。“婆婆常把一句话挂在嘴边：‘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作为重要抗日根据地，田金乡曾发生多次激烈战斗，抗日游击队浴血奋战，最终击退了侵略者。正是无数像周月银这样满怀热血的爱国志士，在田金乡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英雄战歌。

    抗战胜利后，周月银嫁到莲塘村，开始了务农生活。然而，由于地下工作的特殊性和严格的单线联络制度，加之战乱年代资料难以保存，她的党员身份一直未能得到确认。她的入党介绍人和唯一联络人梁秀玲老师后来不幸早逝，更使得这段历史尘封多年。

    直到2007年，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经梁秀玲老师亲属的证实，周月银参与革命、投身抗战的历史功绩终于得到认可。

    何能

    烽火中的抗日“通信兵”

    “抗日战争期间，我在台山战场做了五年‘通信兵’，那些岁月，终生难忘！”初见记者时，年近百岁的老人何能身着笔挺绿军装，胸前勋章熠熠生辉，语气郑重地说道。每一枚勋章背后，都镌刻着从台山抗日战场到朝鲜半岛烽烟的峥嵘记忆。

    少年毅然踏上抗日道路

    何能虽年事已高，但身体硬朗、思路清晰，能说会道，说起曾经的抗日故事，从参军日期到战斗细节，他历历在目，一边生动地讲述，一边用纸笔列出关键词以便记者理解。

    1927年，何能出生于新会会城。1938年，日军战机对会城的狂轰滥炸，彻底改写了他的人生轨迹。

    “当时，我跟着我的语文老师——罗老师去沙堤路救援，街道上断壁残垣，充斥着百姓的哭喊声。”老人的声音微微颤抖，那场惨剧在他心底埋下了抗日救国的种子。

    他清晰记得：“那年日军出动飞机轰炸会城，城西片区一个车站数十人遇难，伤者更是不计其数。罗老师闻讯后，立刻带着班上几名学生赶往现场抢救伤员，我就是其中之一。”年仅11岁的少年，已学会用毛巾、纱布为伤员止血、包扎。

    那个时候，罗老师在学校里秘密开展宣传抗日救亡工作，何能是她班上一名热爱学习的学生。在老师的影响下，何能学唱《义勇军进行曲》等抗战歌曲，受爱国主义教育熏陶，成为学校里积极分子。

    1939年，日寇步步紧逼，新会最终沦陷，难民流离失所。侵略者的暴行激起全民族愤慨，国仇家恨交织的怒火，让年少的何能毅然踏上抗日道路。

    挥舞树枝传递信息

    1940年2月，13岁的何能以“外出打工”为由告别父母，在罗老师带领下，与两位同龄同学徒步穿越大泽、双水、罗坑等地，最终抵达台山市的大江地区，加入广东四邑人民抗日游击队。

    当晚，罗老师马不停蹄将他们送到台城的部队后便悄然离去，从此杳无音信。后来何能才明白，罗老师是为民族解放默默奉献的地下工作者，她的离开是因为接受了新的任务。尽管恩师远去，却如火炬般点燃了他心中的抗日烈焰，从此他奋不顾身投身抗战前线。

    为了避免遭到敌人合围、掌握伏击战的主动权和保障军民安全，当地部队采用一种独特的传信方式——树枝，由先看到日寇和伪军的通信兵传递消息。

    在这支50余人的游击队里，何能与两位同学因年纪尚小，被分配担任通信兵。“部队的其他大哥要么扛枪，要么扛大刀，我们几位年幼的通信兵的武器是树枝和木棍。”何能解释道，他们常年守在村口、路边或高地当“哨兵”，发现敌情便迅速爬上大树，以树枝挥舞发出信号：若敌军人数多，就挥动带叶树枝绕两到三圈传递情报；若敌人数量少，则挥木棍示意队伍就地掩蔽采取行动。

    部队行军时，50余人的队伍会分成三支小分队，三名通信兵分别走在各队前方“打前站”，探查前方的敌情与地形，遇突发状况便及时向后方传递信息。

    “虽然我们没有枪，但这是无声的通信战役，关系无数次战斗的输赢。”何能深知这份使命的重量，他和战友们始终将树枝与木棍别在身上。

    抗战岁月物资极度匮乏，战士们常以玉米、番薯、芋头果腹，“三人分食一根玉米是常事，偶尔才能喝上米粥，肉、菜几乎没有吃过”。部队辗转于台山深井至大隆洞一带，夜晚多宿于祠堂、田间、山坡，“和衣而卧，枕戈待旦”。

    随着队伍逐渐壮大，通信兵扩充至七八人，何能还担任了通信班副班长，悉心对新兵传帮带。

    “1944年，我们部队打死了一名日本兵，我从他身上搜到一支手枪和七八发子弹，立刻上交给领导。没想到领导特批给我使用，当时我兴奋得不行，不论白天黑夜都把枪别在身上，特别自豪。不过，这枪我一次也没开过，最后还是上交部队了。”何能笑着回忆道。

    抗战胜利后，何能因故与部队失散回到新会，随后的5年里，他到处打听部队的消息，但仍然没有找到。

    1949年12月，何能再次来到台山穿上军装入伍，以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身份奔赴朝鲜战场，成为一名机枪手，将保家卫国的军人使命续写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