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着手机，看着铺天盖地的高考新闻——什么“壮行仪式”“旗袍妈妈团”“送考车队”……我总忍不住想起自己那年高考——那是2005年。

    我们的考场在县城的二中，教室是老式的三层楼房，墙皮有些剥落，黑板左上角还留着“距高考还有0天”的粉笔字。教室里没有空调，只有4台吊扇，在头顶上“呼呼”地转着，像嗓音沙哑的老人在哼唱。

    我读高中那几年，大哥他们在县城火车站做搬运工。父亲在1998年的夏天离世，二哥常年独自在外打工，我便和母亲跟着大哥一家同住。平日里我住校，周末就回大哥家改善伙食，补充体力。母亲也不曾清闲，在附近的盖板厂捡拾板材废料，当作柴薪售卖，挣些零碎收入。考前一天，我还在家背诵古文。母亲照常出门做工，只是晚饭时特意多给我煎了两个荷包蛋，说：“明天考试，吃好点。”大哥大嫂匆匆吃完饭，就要去卸货，估摸着夜里11点多才能回来。临走前，大哥看了看我，沉默片刻才开口：“别紧张，正常发挥就行。”说完便头也不回地走进了夜色里。

    考试当天，我骑着自行车前往考场，车后座夹着一只透明文件袋，里面装着准考证、两支2B铅笔、一块橡皮、3支黑色水笔，还有一壶凉白开。路上遇到同班的阿涛，他也骑着车，朝我喊道：“走啊，一起！”我们并肩骑行，穿行在梧桐掩映的老街，一同走进考场。

    考场门口没有列队的保安，更不见无人机航拍。只有一位门卫大爷坐在传达室门口，慢悠悠地喝着茶，偶尔抬眼望一望入场的学生。我们找到各自的座位坐下。桌椅是老旧的木桌木椅，桌面上布满往届考生留下的字迹——有“高考必胜”，有“天行健”，还有一个“早”字，想来是效仿鲁迅的笔迹。

    开考铃声响起，头顶的吊扇也随之“嗡嗡”转动。如今回想，这声响竟成了我高考记忆里最清晰的背景音。监考老师是位中年女士，身着碎花衬衫，分发试卷时轻声叮嘱：“别急，慢慢做。”

    考语文时，作文题目已然记不真切，只记得当时下笔意气风发，字里行间满是“青春”“奋斗”“理想”这类字眼。写到一半，汗水顺着额头滑落，我抬手用胳膊蹭了蹭，继续作答。吊扇的风吹不到教室角落，我的后背早已被汗水浸透。身旁的女生带着一方小手帕，不停擦拭着手心的汗。

    数学考试在下午进行，天气愈发闷热，教室像一口密不透风的蒸笼。做到倒数第二道大题时，我头脑发沉，迟迟解不出答案。抬眼望向不停转动的吊扇，它依旧不疾不徐地转着，“呼呼呼——”仿佛在轻声劝慰：“别急，闭上眼睛，静下心来。”我深吸一口气，把题目反复读了三遍，终于理清思路找到解法。那20分钟里，周遭的一切都仿佛消失了，天地间只剩我、那道考题，还有头顶不知疲倦运转的吊扇。

    考英语的前一晚，我失眠了。躺在竹席上，听着窗外稻田里此起彼伏的蛙鸣，辗转难眠。屋内没有空调，只有一台小风扇对着我吹风。我望着天花板，脑海里像放电影一般，逐一回顾各科知识点。不知何时才沉沉睡去，第二天醒来，发现风扇整夜未关，吹得我直打喷嚏、流清鼻涕。

    三天考试期间，大哥一行人依旧早出晚归，各自忙着营生。考完最后一门，我骑车回家，路上遇见不少同学。大家都没有相互对答案，只是相视一笑。阿涛开口问道：“晚上去网吧？”我应道：“行啊！”那一刻，没有大肆狂欢的释然，也没有撕书抛纸的宣泄，心底只剩一份淡淡的落幕感，就像完成了所有暑假作业，心里空落落的。

    后来我才知晓，那一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达877万，录取率不足六成。我们班50多名同学，最终考上本科的不到30人。而我，顺利考入了广西师范大学。

    如今再回望，我们那时的高考，没有繁多的仪式，没有热闹的排场，连家长过度的牵挂与瞩目都不曾有。我们只是一群普通少年，顶着六月的酷暑，骑着单车走进老旧的考场。没有鲜花相送，没有掌声喝彩，也没有慷慨激昂的誓言，就在吊扇的声响里，怀揣着奔赴前路的热忱，答完了独属于自己的青春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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