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一间诊室就足以改变一个人的一生。

    在江门市第三人民医院的走廊里，低语声和脚步声交织成一种特有的节奏。精神三科的诊室中，李芳正在为一个上课总坐不住的小学生作评估；精神六科的病房里，崔秀敏弯下腰，握住一位九旬老人的手，轻声问昨晚睡得好不好；心理科门诊的桌前，曾荷花轻声宽慰失眠多年的职场妈妈。

    一个人从童年到暮年，心理的波澜从未停歇。在这座城市的精神卫生专科医院里，医生用各自的方式守护着生命最脆弱也最珍贵的时刻。他们把“医者仁心”4个字，写进了每一天的查房、每一次的门诊、每一句轻声的问候里——让迷途的少年找到方向，让迟暮的老人感到温暖，让失眠的灵魂重新安睡。

    文/图 江门日报记者 梁爽 通讯员 吴淑贞

    精神三科主任医师李芳

    不做评判者，只做“翻译官”

    2006年，李芳从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精神卫生专业毕业。彼时的她并未想到，自己日后会深耕儿童青少年精神医学领域。在成人精神病房工作的那些年，她见证了太多成年患者的病痛煎熬，也常听到他们道出同一份遗憾：“要是问题刚出现时有人拉我一把就好了。”

    2019年新冠疫情发生，居家隔离、网课压力、社交断裂，像三座大山压在了孩子们身上。门诊里哭着不肯上学的少年越来越多，病房里因自伤被送来的孩子年纪越来越小。2020年，她前往南京脑科医院儿少科进修半年，回来便确立了深耕儿少精神医学的方向。

    “儿童阶段是大脑发育和性格塑造的黄金期，越早干预，预后越好。”李芳说。在诊疗一线，她始终践行着不做评判者，只做“翻译官”的执业信条——她见过太多被贴上“调皮”“叛逆”标签的孩子，其实只是神经发育或情绪调节出了问题，她要做的，是读懂孩子行为背后的信号，把孩子的内心困境准确“翻译”给家长与外界。

    有个读小学二年级的男孩，总和同学起冲突，对老师也不尊重。母亲带着孩子辗转多家医院都查不出问题。经系统评估，男孩被确诊为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药物加行为干预同步展开，前几天他来复诊，兴奋地告诉李芳：“我数学考了全班第一！”如今他和同学的关系也融洽了。

    还有一个高一女孩，考入高中后无法适应新环境，没有朋友，被学业压得喘不过气，最后彻底不肯上学了。药物调整、心理干预、家庭治疗同步推进。后来她考上了一所不错的大学，现在已经读大二了。

    “其实这样的例子在日常工作中很常见。”李芳说。但每一个从诊室走出去、重新找回笑容的孩子，都在印证着早期干预的无可替代。

    李芳想对家长说，孩子的情绪问题不是“想不开”，持续的低落、厌学、暴躁、回避社交、睡眠障碍都可能是心理疾病的信号。她呼吁社会减少对精神疾病的病耻感，正视孩子的心理问题。“儿童的健康成长关乎万千家庭的幸福。我会继续坚守临床一线，用专业和温暖陪伴孩子们成长。”李芳说。

    精神六科主任中医师崔秀敏

    二十年如一日，守护暮年微光

    2006年，崔秀敏从广州中医药大学毕业。按照常规路径，年轻人大多愿意去更有“技术含量”的科室，可她主动要求去了老年精神科。同事不理解，家人也劝过，她的回答很简单：“总得有人做这件事。”

    这一做，就是20年。2011年，29岁的崔秀敏被评为江门市“敬老之星”，是当年仅有的两位“80后”获奖者之一。那时的她，已经能叫出病区每一位老人的名字，记得每一个人的喜好——谁爱吃甜的，谁睡前必须听段粤剧。

    在老年精神科，彻底治愈往往是一种奢望，崔秀敏很清楚这一点。“偶尔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这句话在这里有着最真实的注脚。查房时，她会先摸摸老人的手凉不凉，问问昨晚被子够不够厚。遇到听力不好的，她就打手势、凑到耳边慢慢说。有老人不肯吃饭，她不强迫，先排查是不是感冒了、哪里不舒服，再哄着问：“今天有您爱吃的，尝一口好不好？”

    有个70多岁的退休建筑工人，因轻度脑出血后记忆力下降住院，好转后出院。但老人性格倔强，坚持独居，吃药总是漏服。再送来时，已经瘦了一大圈，肌力严重下降，甚至出现过不穿衣就出门的情况。崔秀敏给他做了全面评估：肌力、跌倒风险、营养状态、认知功能、社会支持度，一项项打分。问题一目了然：独居带来隐患。出院前她明确要求老人必须与家人同住。回归家庭后，有人照应、有人督促服药，老人的精神状态慢慢恢复，再没因同样的问题住过院。

    作为一名中医出身的老年精神科医生，崔秀敏把“治未病”的理念融进了日常。她说，不要把健忘、失眠、情绪改变简单当成正常老化，及时就医干预往往能改变一个老人的生活质量。而她自己，二十年如一日地践行着这份承诺。

    心理科副主任医师曾荷花

    驱散焦虑，为失眠者寻回一夜安睡

    曾荷花选择心理科，最初是被“人的内心世界那份深不可测的复杂性”吸引的。读研期间她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心理疾病患者往往承受着双倍的折磨——一半来自疾病，一半来自误解。真正让她下定决心的，是那种“不被看见的痛苦”。

    “精神科医生要像侦探一样，从纷繁的症状中抽丝剥茧，去真正理解一个人。把那些隐形的痛苦‘翻译’出来，找到疗愈的路径——这让我觉得所有的付出都无比值得。”

    在曾荷花看来，睡眠是心理状态的“体温计”。情绪波动、潜意识冲突、应激压力，第一时间就会反映在睡眠上。早醒往往是抑郁的典型信号，而长期睡眠剥夺又会削弱大脑前额叶功能，让情绪调节能力失控。

    40多岁的职场妈妈林姐走进诊室时，已经2年多没睡过踏实的觉了。起初她以为是更年期，忍忍就过去了。后来发展到整夜只能睡一两个小时，心里像在敲鼓，白天极度疲惫，甚至觉得活着没意思。一进诊室她就哭了：“医生，我真的太累了，但就是睡不着。”

    评估结果出来了——核心问题不是失眠，而是重度抑郁发作和焦虑，顽固的失眠只是一个求救信号。曾荷花为她制订了个体化方案：药物快速打破恶性循环，辅以失眠认知行为治疗，帮她重建“床只用来睡觉”的条件反射。第三周，林姐一早来复诊，眼睛里有光：“医生，昨晚是我两年来第一次一口气睡了5个小时，我好像感觉活过来了。”

    “那一刻我也被深深触动了。”曾荷花说。看着一个人从那种“耗竭”的状态重新找回安宁入睡的本能，你会真切地感受到希望。正是这些时刻不断滋养着她的从医初心。

    曾荷花想对正在被失眠困扰的人说，偶尔睡不好是所有人都会经历的事。但如果持续入睡困难每周超过3次、超过3个月，并已影响情绪和日间功能——请及时寻求专业帮助。失眠和高血压、糖尿病一样，是实实在在的医学问题，不是“想开点”就能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