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在100多年前，中国少数有识之士就已经认识到教育变革的重要性。溯源中国近现代教育的发端，不得不提梁启超。

    梁启超是我国著名的教育思想家和教育实践者，著有《变法通议·学校总论》《教育政策私议》《德育鉴》等，并在各大学、社团发表教育类演讲20余次，为推动中国传统教育向近现代教育转型发展作出了特别贡献。除在家庭教育方面取得极大成功，梁启超对学校教育也进行了深刻思考和不懈探索，并形成相对完备的理论体系，尤其是他在师范教育、职业教育、文体教育方面的观点和践行，可谓极富开创性、极具穿透力。

    关于学校教育的使命，梁启超认为要把兴教育、办学校作为开民智、强国家的重要途径。提倡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完整的各级各类学校系统，率先提出“智农工商”的教育思想，把“智”排于前，指出现代竞争在智力而不在腕力；关于教育的方式方法，他制定了我国近代第一个学制，并将设立师范学校写入其中，强调教育工作者的功能不限于技艺传授，根本点在教人；关于培养人才，他提倡培养德、智、情、意诸方面健全发展的新人，重视体育教育，提倡人人应该会享用艺术；关于教育的专业性和实用性，他重视实业教育，提出设立职教团体并参与创建中华职教社，提倡将趣味主义教育应用于职业教育以发展人的个性，倡导女权和女子教育……这些真知灼见和率先之举，虽距今已百余年，却充满现代意义，闪烁着跨越时代的光辉，对今天中国之人才培育、教育改革等，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是值得珍视和品味的精神瑰宝。

    不管是梁任公所处的那个国家社会动荡起伏的年代，还是正在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进前行的当下，办什么样的学校，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始终是强国路上要面对和解答的重大课题。本期“对话梁任公”，我们聚焦学校教育，探讨办学育才之道。

    策划/黄创快 谢敏

    统筹/曹乃付 王鼎强 黎禹君

    文/江门日报记者 张茂盛 娄丹 吕胜根

    图/江门日报记者 娄丹 资料图片

    文史与学术顾问/李丹

    1 教育思想：开启民智 培育“新国民”

    江门日报：先生，今日晚辈前来叨扰，实为心中有诸多教育之惑待解，还望不吝赐教。第一桩事是求证，即后世诸多著述在谈及您的教育生平时，多会提到您在多地办学时的目的，是为借助教育来革新大众的思想、致力培育“新国民”，请问此描述准确与否？

    梁启超：所谓培育“新国民”，就是让我们的民众具备现代国家观、利群爱国的公德意识、进取思想、权利意识、自由观念与尚武精神等现代国民意识。

    我在教育领域的很多思考及办学办会实践，基本上都是围绕提升国民素质也就是培育“新国民”来展开的，不管是执教于时务学堂，还是在清华国学研究院，也都是致力于此。

    江门日报：培育“新国民”，您何以如此急迫且执着？

    梁启超：我这一生经历了甲午战争、公车上书、维新变法、八国联军侵华、辛亥革命、反袁复辟等重大事件，可以说是亲见世界变局中的国事凋敝和社会动荡，忧愤痛心之余，常思国家贫弱民族受辱之由，我认为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国民素质低下，因为国民愚昧、麻木、穷困，社会变革等进步活动实难推行，长此以往，国家如何走向富强？中华民族如何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甲午战争的失败让我看到，单纯学习西方坚船利炮，靠军事发展救不了中国，必须寻找新出路，比如教育救国，兴学育才，所以我说“才智之民多则国强，才智之民少则国弱”“欲任天下之事，开中国之新世界，莫亟于教育”；维新变法失败更是让我意识到，要加快培育“新国民”，所以我坚决希望变革科举、改兴学校，提出“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育人才”“开学校”“变科举”，这些都是为了开启民智，尽快提高民众文化教育程度，教育国民学做人、学做现代人，变旧人为新人。

    2 师范教育：必须重视的“群学之基”

    江门日报：您是我国近代第一个学制的制订人，也是将设立师范学校写入学制的第一人。在1896年《论师范》一文中，您曾系统阐述过希望通过兴办师范教育培养“新国民”、塑造“新国家”，实现救亡图存的宏愿。在晚辈看来，重视师范教育、培养新式教师，是您推行新式教育、培育“新国民”的先行棋或关键招，不知晚辈如此理解可对？

    梁启超：在“立人”“新民”的教育过程中，新式教师十分重要，他们为国家带来革新的思想，犹如为濒临窒息的人带来新鲜的空气，使国家获得新生。

    我之前说过，变法之本在教育，要强国必由教育。师范教育又是各种学校教育的基础，是救国、立国、兴国的根核，正所谓“欲革旧习，兴智学，必以立师范学堂为第一义”“师范学堂不立，教习非人也”“师范学校立，而群学之基悉定”“强国须先强民，强国之道从师范始”，所以我认为要大力兴办师范学校，以促成教育之普及，达到人才日盛、民智日开、国家日强的目的。

    江门日报：对于如何开展师范教育，培育怎样的教师队伍，您主张“慎选教师”、重视师范生人格养成，强调师范生的教育实习，主张“教师应由师范学校培养”等。您本人也曾担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是多所学校创办者及校长、董事，是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导师之一，并为清华拟定“自强不息 厚德载物”校训。您的教育理念及实践，是广大教师学习的范本。先生认为，教育工作者最核心的要义是什么？

    梁启超：师者，学子之根核也。我国自古重视对教师的培养，重视师者的道德学问、言传身教。在当时我所处的社会条件下，既然提出要通过教育启民智、育“新民”，自然要求教师具备更宽阔的视野和知识储备，甚至更有特色的个性，兼具爱国心、独立性、公共心及自治力，自身树立起正确的求学目的，“以天下为己任”。

    具体教授方法上，我认为教育工作者的功能不限于技艺传授，根本点在启迪智慧，在教人，在培养德、智、情、意诸方面健全发展的新人。中国的希望在少年，而教师是少年的指路者，教育少年的责任在教师，所以教师要自我鞭策，发奋读书，研究教育理论、革新教育和振兴教育事业。同时要谋个性完善，求立人与达人。

    江门日报：我记得您是首倡加强基础教育及小学义务教育的，希望以政府之力推行小学教育，并拟订了《教育期区分表》，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根据年龄特点制订的教育制度。由此可见您对儿童教育的重视。

    梁启超：这也许是一种传承吧。我祖父是晚清秀才，父亲是一个洁身自爱的君子，他们终生信守儒家传统道德规范，长期执教于乡里，为我幼年的教育付出了很多心血和爱。在祖父的言传身教下，我不但学到最初的书本知识，还接受到了生动的户外教育、文体教育。

    之所以拟订《教育期区分表》，是因为我观察到当时的小学、中学，绝大多数教员只给学生灌输知识而不给学生以积极的指导，学校因此成为“贩卖知识的杂货店”，于是便参与到改变中小学教育现状的活动中去，从而促进“人”的建设，使学生成为智、仁、勇兼备的现代人。

    江门日报：通过前面几个问题，晚辈更加清晰地认识到您对师范教育的重视。在此也向您分享一下我们的情况，在晚辈所处的时代，国家十分重视人才培养和师资队伍建设。在您的家乡，也有一所专门的师范学校——广东江门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该校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实施质量立校、人才强校、特色兴校战略，设7个专业，可满足7500名师范生学习生活需求，办学理念和您的师范教育理念有诸多相似之处。

    梁启超：不知道我的家乡尊师重教的风气怎么样？教师们是否安教乐教？

    江门日报：江门尊师重教，兴学育人，致力于让教师成为令人羡慕的职业。为此，不断提高教师工资福利、待遇地位，提升教师获得感、尊严感、幸福感。

    现在您的家乡共有各级各类中小学（幼儿园）专任教师4.8万名。有国家级、省级等各类名师130多名，师资队伍已越来越强大。教师社会地位和待遇也不断提升，尊师重教已成为良好风尚，广大教师安教乐教善教，教师已成为优秀青年的首选职业之一。

    梁启超：教育工作者是辛苦的，也是幸运的。因为“教学相长”，从事教育职业的人，一面教育别人，一面继续做学问，两件事完全打成一片，所以别的事是一种趣味，教育事业是两种趣味。

    3 职业教育：以人为本促“敬业乐业”

    江门日报：职业教育是先生研究的另一个重要领域。据晚辈了解，中国近代职业教育是从实业教育发展而来的，先生率先提出了“智农工商”的思想，强调教育必须面向全民、面向世界、面向富强，培养“有用之民”，请问是何考量？

    梁启超：当时中国之所以不如西方列强，就是因缺少专业人才，不管是农业、工业还是商业，都没有专门从事研究这些职业的人才，是以这些职业呈现粗放发展的状态，难以把实践中积累起来的经验上升到理论层面，并加以推广。所以我说西方国家“借制器以灭国，借通商以辟地”是“智之强也”。在《论教育当定宗旨》一文中，我也曾指出，正确的教育宗旨应该是“在养成一种特色之国民，使结团体，以自立竞存于列国之间”。要养成特色之国民，就必须从德育、智育、体育三方面入手，务使全体国民“备有资格，享有人权”，具有自动、自主、自治、自立的品质，融民族性、现代性、开放性于一体，“为本国之民”“为现今之民”“为世界之民”。

    同时，我认为要培养专门的人才，就要兴办各种专业学堂，如矿务、铁路、轮船、银行、邮政、农务、制造业等，只有兴办专业学堂，培养专门人才，培养“有用之民”，才不会仰仗他国，受制于人，才能在这些领域自立自强。

    江门日报：在职业教育中，您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职业教育的人文性和趣味性，强调要“敬业乐业”。这些方面，可以具体说说吗？

    梁启超：教育的本质就是让人通过学习，不断丰富自身的知识、完善自身的人格、提高自身的修养，归根结底是使人有更大的发展可能。所以职业教育要发展学生的个性，把各人的天赋良能，发挥到十分圆满。

    职业教育不仅要培养专门的人才，还要融汇思想品格、职业精神等方面的教育。一个好的专业人才，不仅要专业扎实，还要有爱国精神，要品格高尚，要有职业道德，要“敬业乐业”。其中关于“敬业乐业”我曾说过“因自己的才能境地做一种劳作做到圆满，便是天地间第一人”，这就是“敬业”。如何让从业者“乐业”？在职业教育的过程中，应该注意培养学生的观察力、学习力和永远热情的心。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也要深入其中学习，要常与同行相互较量，以相互促进，在竞争中得到快乐和趣味。我生平受用的有两句话：一是“责任心”，二是“趣味”，并力求这两句话之实现与调和，“敬业即是责任心，乐业即是趣味”。我“深信人类合理的生活应该如此”。

    江门日报：您的观点后世非常认同，至今还影响着职业教育的发展。这些年，您家乡江门的教育部门持续举办各类职业学校学生专业技能竞赛，从焊工、电工、烹饪等传统职业工种，到新能源汽车、无人机等新职业工种赛项应有尽有。在我们这个时代，发展职业教育前途广阔、大有可为。今天的中国正在举办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在您的家乡，也有完备的职业教育体系，包括高职教育和中职教育。值得一提的是，职业教育学校均建立了专业设置与动态调整机制，各专业建设与地方产业结构调整和企业需求联系十分紧密，围绕产业打造相应专业品牌特色。据统计，当前江门市中职学校专业布局对产业的贡献率高达72%。

    梁启超：职业教育在学习过程中是需要注意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要用实践去印证理论，以更好地理解和深化理论。通过比赛，能让学生深入其中学习，就可以得到无穷趣味；通过努力取得了成就，这个过程也充满了趣味；与同学相互较量，相互促进，在竞争中也会得到快乐。如此，便能培养好的专门人才，使他们“敬业乐业”。

    4 文体教育：人人都应该会享用艺术

    江门日报：在文学教育方面，您为“五四”文学革命奠定了基础。您1900年写下的《少年中国说》就是这种“新文体”的代表之作，至今仍是语文教材选用的课文。此外，您还创办了《新小说》月刊，成为中国近代第一本有影响的文学杂志。文学上的革新，不仅有学术意义，对于政治观念深入人心也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梁启超：是的。我提出了“诗界革命”的口号，并提出新意境、新语句、古风格的要求。“文界革命”主要还是为了播文明思想于国民，配合、推动中国的政治社会变革。

    我对小说的教育作用较为看重。小说是新道德、新宗教、新政治、新风俗、新学艺、新人心、新人格的基点。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我这里所说的小说，是指以白话文写作，被士大夫视为不能登大雅之堂，却在民间拥有广泛读者的通俗文学。在我看来，这种白话文学能够很好地打动人心，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拥有惊人的力量，是政治革新的前提，可激励国人的爱国精神，有助于教育兴国。

    江门日报：关于教育方针，您提出“德育、智育、体育”三个方面的新构想。尤其是对体育教育的重视，是前所未有的。

    梁启超：当时，外国人指中国人为“东亚病夫”，让人愤慨。中国国民具有“民溺懦柔”之种种弱点，要拔除病根，就要将体育贯穿到教科书中去，要求学生做智、仁、勇兼备的人，培养尚武、进取、合群、毅力等性格，并使之养成管理国家政治的能力，养成保障“国家之尊荣及公众之权利”而“凛然有介胄不可侵犯之色”的强悍民气。这是抵御帝国主义侵略的必备条件。

    江门日报：在您的家乡，人们都以您为荣，大力发展文体教育。近年来，江门市促进素质教育全面提升，学校体育再上新台阶；大力推进中华武术进校园，让广大中小学生掌握咏春拳、蔡李佛拳等传统武术，打造一批武术示范学校，培养学生的阳刚之气和积极向上的精气神，让学生们得到更全面的发展。新会区将梁启超教育思想贯通到学校教育文化中，以梁启超纪念中学为首，全力培育“梁启超教育文化品牌”。该校明确了优先发展体艺教育的思路，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大力打造体艺特色品牌。当前，在该校正接受体艺教育的人数约2500人，体艺教育普及程度越来越高。此外，学校的美育也在向专业化发展。

    梁启超：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美”是人类生活要素，人人都应该成为会享用艺术的“艺术人”，所以我号召教育界建立美术专门学校，就是为培养艺术家和提升民众欣赏艺术的能力。

    美术的功能就是刺激感觉器官，能将一个人从麻木的状态中恢复过来，变无趣之人为有趣，进而能使一个民族不再麻木。因此，美术是一个提升中华民族素质的好方法。

    至于说我的美育思想，则主要是整合之美、包容之美、创化之美。比如在书法创作时，我不循规蹈矩，而是展现出自己的个性。在进行书法教育时，我则将其看作一项乐趣，没有将自己定位于专职教师，而是一个引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