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饮冰，难凉热血。

    梁启超是近代中国较早放眼看世界的“百科全书式人物”。大众对其在史学、哲学、文学等方面的成就较为了解，而对其经济思想及科学精神则知之不多。

    梁启超对经济问题极其关注，发表了大量论著。他以超前的眼光、生动的文笔，介绍了大量经济理论，内容涉及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等多个领域。他对中国工业化道路、财政、公债、货币、股份制、贸易、专利、引进外资等问题都作过深入认真的研究，对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也有独到见解，对墨子、管子、王安石等具有改革、创新精神的历史人物十分推崇。

    梁启超是国内最早使用“金融”一词写作的人，被称为“中国现代财政金融改革的首席设计师”，其金融思想被认为是中国近代较早产生的、系统完整的金融改革思想。

    科技推动经济发展，经济促进科技腾飞。梁启超对“科学”二字有着高于同时代人的全面认识，打通了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联系通道。与当时很多先进知识分子一样，他希望通过科学来救治中国；但他又与当时大多数先进知识分子不一样，他认为科学不是简单的“形而下”之技术，还应包含“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等“形而上”之思想，而这些思想正可以运用于学术、道德、政治、文化诸层面，他希望通过现代科学的观念、精神与方法，寻求对传统儒学的突破，从而改变整个中国的面貌。

    梁启超对科学的宣传极大促进了科学技术在中国的社会化进程。他在中国第一次把中国科技史的内容写进学术史之中。他对科学的很多认识至今仍具有一定的学术研究价值。

    梁启超生活在风云激荡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富国裕民”是当时最为突出的历史使命。无论是他的经济思想，还是他的科学精神，都是出于对国家命运的强烈关注，对祖国富强、社会进步的迫切渴望，其中寄托着他“富国裕民”的滚烫之心与赤子之情！

    本期报道聚焦“经济”与“科技”，跨时空“对话”梁任公，探讨先生经济思想与科学精神及其启示。

    策划/黄创快 谢敏

    统筹/曹乃付 王鼎强 黎禹君

    文/江门日报记者 吕胜根

    图/资料图片（除署名外）

    文史与学术顾问/李丹 宋旭民

    1  经济 做“实业家”不做“虚业家”

    江门日报：经济活动中，竞争不在腕力而在脑力，不在沙场而在市场。在经济改革方面，您着重强调财政改革、金融改革及利用外资，这也是您经济思想的核心内容。请问先生，这三者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梁启超：三者是一个完整的、内部紧密联系的系统。财政改革是目的与归宿，金融改革是核心与关键，利用外资则是手段与方法。三者必须同时并举，将货币政策、银行政策、公债政策、租税政策冶为一炉，才可以标本兼治。治本之策主要表现在财政收支中的“开源”，即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治标之策主要表现在财政收支中的“节流”，即减少消耗性的财政支出，提高财政支出的效率。

    国家办事，非财不行。财不由天降，不由地出，需取之于民，有利于国，无病于民。要用之得宜，就应由相关部门严密督查其用途。同时，赋税的征收必须以便民为原则，实行轻税、平税政策；公债也是一种赋税，是间接及赋之于将来的，虽然增加了后代的负担，但也有利于后代。

    资本好比经济的血液，而金融则好比遍布全身的血管，可以为经济源源不断地输送新鲜血液。因此，我主张以专门从事金融业务的银行为枢纽，遍布全国，人民惟食银行之利，不蒙银行之害。这就要有配套的法律法规以及执法机构来规范银行的经营活动，同时银行应加强自我管理，提高自身素质。

    通过合理引进、管理外资，不仅可以弥补本国资金的不足，还能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政府财政支出合理、财政基础稳固是引进外资的重要前提。外资的使用，要能产生效益，有利于百姓生计。

    江门日报：外贸对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支撑作用。1902年，您在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中，构想了这样的繁华场面：各国专门名家大博士来集者不下数千人，各国大学学生来集者不下数万人。处处有演说坛，日日开讲论会，竟把偌大一个上海，连江北连吴淞口连崇明县，都变作博览会场了。结果，2010年，世博会真的在上海举行，新会葵扇、茅龙笔等来自您家乡的特产还在上海世博会上亮相了呢！

    梁启超：一个经济活跃的国家，不能没有外贸。举办“万国博览会”是国家强盛、社会繁荣的标志和象征。我曾流亡海外多年，看到外国人“参博办博”的热情，深受感染。那时的中国，外有列强压迫，内有贪官腐败，国弱民穷，我便把希望寄托于将来，选择小说作为表达方式，期盼国家走向开放和富强，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至于说文中写到上海，是因为上海那时就已显露出国际化大都市的气息，设想以后在那里举办博览会有一定的现实依据。

    江门日报：近代以来，工商业在一个国家的产业体系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工业化程度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尺度。在您的产业经济思想中，有关发展工商业的论述也不少，其中不乏真知灼见。

    梁启超：我曾提出“以工立国”，发展新式工业。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我建议，实业发展，当先农业后工商业。工业方面，鼓励个人自营或合资，先让小工业发达起来，再推进大工业。

    我倡导做“实业家”，不做“虚业家”，企业应由那些努力的、能干的、有信用的人来经营。我曾批评“虚业家”买空卖空，囤积或占据土地以谋将来投机，架立一个公司的名目，以诈欺等不当行为牟利，希望以后能杜绝其弊端，让更多的人投身实际生产事业，以助国产之繁荣，增强抵抗外国侵略的经济实力。

    江门日报：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中国经济的鲜明特征。近年来，江门坚持工业立市制造强市，持之以恒推动改革创新，多措并举延伸拓展产业链条，全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全力激发高质量发展新活力。

    梁启超：中国人勤劳能干，我对于中国工商业走向兴旺发达，一直有着强烈的自信心，这是我热情激荡的性格使然，也是建立在冷静理性分析之后的结论。

    2  金融 最早提出在中国 创办证券交易所

    江门日报：您很早就说过，救亡图强之第一义，莫先于整理货币，流通金融，这也是国计民生的命脉之所在。其背景是，当时中国商人最烦恼的事有两件，一是货币混乱，二是金融机构缺乏。在您看来，货币及金融工作为何如此重要呢？

    梁启超：金融为财政之枢，币制为金融之脉。货币的作用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交易媒介，二是价格尺度，三是借贷用具，四是价值蓄藏。

    我在国外生活多年，看到金融机构的巨大作用，深知金融特别是货币政策的重要性。金融是国民经济的命脉，可以为经济发展筹措资金，满足民族工商业发展的资金需求，助力“实业救国”。如果银行办理得宜，信用渐著，每县设立分号，提供金融服务的便利，无论农工商矿，只要殷实可靠，也是乐意去贷款的。这样，经营实业者与银行发生密切关系，得到金融的后援，就可充实实业基础，救国惠商。因此，我在改革币制、健全货币制度、构建银行制度等方面，是竭尽全力去推动的。

    江门日报：我们在中信银行江门分行参观江门“侨金融”相关展览时，了解到您是最早提出在中国创办证券交易所的人，太了不起了！

    梁启超：100多年前，我在探讨中国发展道路时，认为生产方法之变，非大资本不能博赢。而大资本必非独力所能任也，于是乎股份公司起。中国近代第一家通过发行股票筹资兴办的股份制企业，是轮船招商局。1880年前后，先后有近40家企业通过在市场上发行股票筹资得以创办。股票的发行催生了股票交易的需求，于是在1904年左右，我提出开办懋迁公司，即证券交易所，希望以此平台促进公债、实业股票的发行与流通。

    江门日报：百年前，江门埠集通商口岸、华侨侨眷聚居地、商业重镇数重角色于一身，频繁的外汇往来催生了江门的钱银业。当时，像中国银行、交通银行这些老牌银行都曾在江门老街设立机构。

    梁启超：广东市场极广阔，金融也十分活跃。你说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我在多篇文章中提到过。1917年，我在财政总长任上积极推进近代银行改革，过问中行有关工作。我对中行股份制改革是十分支持的，本人也曾持有中行商股份额。

    江门日报：在金融思想与实践方面，以您为代表，一批杰出的江门人创新进取，敢为人先。如，李作元、李作联兄弟是东亚银行创办人；陈卓平创办香港爱群人寿保险；李福兆是香港联交所首届主席，被誉为“香港联交所之父”；利国伟倡导推出恒生指数等，在中国金融史上创下卓越业绩。

    近年来，江门金融业进一步深化金融创新、优化金融服务，为实体经济和民营经济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金融活水，普惠金融惠及城乡。“金种子”计划实施以来，资本市场建设提速，江门板块风生水起。未来，江门金融业将继续发挥侨乡优势，为江门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的力量。

    梁启超：就像我在《少年中国说》一文中所说的，惟进取也，故日新。只有不断进取，才会有不断的创新。

    3  科学 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通

    江门日报：除了经济，您对科学也极为重视，而且对我们民族的科学能力极为自信。1902年11月，随着《海底旅行》一文在您主编的《新小说》上刊登，“科学小说”一词在中文里第一次亮相。您认为，什么是科学，什么是科学精神呢？

    梁启超：有系统之真知识，成一科之学，叫做科学。可以教人求得有系统之真知识的方法，叫做科学精神。科学精神具有求真性、系统性、可教性、开放性和传播性的特点。科学精神不仅可以促进教学相长，还可以促进科学方法的普及。

    科学精神的内涵是求真、博学、创新、启迪。中国古代学术界有“笼统”“武断”“虚伪”“因袭”“散失”五大病症，想救这病，除了提倡科学精神外，没有第二剂良药。

    江门日报：您说过，“今日光明灿烂、如荼如锦之世界何自来乎？实则诸贤之脑髓、之心血、之口沫、之笔锋，所组织之而庄严之也”。对科学，我们该取何种态度？那种急于求成的功利主义可取吗？

    梁启超：有了科学，人类征服自然界的能力就大大提高。我们不是马，也可以腾空，不是鱼，也可以入水。科技成就对人类社会的进步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人们对待科学的态度，有时难免偏颇。比如有人把科学看得太低、太粗了，只是从器物层面看待科学；有人把科学看得太呆、太窄了，以为只有自然科学才是科学，否认社会科学的科学性。

    科学是脚踏实地、平淡无奇的，不能急于求成。青年学生不可太功利，不能把科学看成仅仅是满足某种实际需要的工具和手段。要得精深结论，必须有相当的时间，并受种种磨炼，经种种陶冶。

    江门日报：在您看来，所谓科学，狭义指自然科学，广义则指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的整体。中国文化添入科学这有力的新成分，如何放出异彩呢？

    梁启超：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有相通的地方：一是做学问的方法，都是贯穿“拿科学精神去研究”；二是唯实求真的价值取向，这是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通的秘密通道，真美合一。

    从知识与道德，科学与人文相统一的角度出发，我们既要学习科学文化，又不能忽视中国传统人文精神和中国式的理想人格。科学与人文的关系即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的关系，科学与人文只有相互提携，才能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创新。

    江门日报：广人才，兴学会。您对中国科学体制化所作的贡献，包括新式学校的创办，认识到了学会对科技发展的作用并加以倡导和宣传，带动了国外自然科学书籍的翻译。可以简单介绍一下您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吗？

    梁启超：围绕科技人才的培养，我提出创办新型学校，必修自然科学，科技教育在中国的体制化因此有了一个开端。学会方面，我大力宣传和推动，一时间学会林立，农学会、矿学会、工艺会等科技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此外，我还编译了大批以近代自然科学为内容的教科书，促进了科技期刊在中国的创办和流行。

    江门日报：您视农业发展为国民经济的根本，提倡科技兴农，希望通过普及农学知识来振兴中国的农业，初衷是什么？

    梁启超：中国自古以农业为主，上世纪初还是一个农业国。我明确提出要大力翻译外国农学，采用先进科学技术来发展中国农业，并引用近代工业机器代替人力耕作，希望通过改进农业生产的组织管理方式提高农业经营管理的实际效率。为达此目的，我多次发表文章，进行近代农业科技知识的宣传，希望推动中国农业进步与发展。

    江门日报：“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在您的影响下，您的孩子们后来也成为科学精神的践行者。在科学培养孩子方面，您有什么秘诀吗？

    梁启超：做官不是安身立命之所，我鼓励他们在某一专业作出成绩。做学问总要“猛火熬”和“慢火炖”交替循环；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尽责尽力，这是弘扬科学精神所必需的。只要现在努力耕耘，将来必定会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才。

    江门日报：江门人杰地灵，科技人才辈出，有“院士之乡”的美誉。近年来，江门市深入推进创新驱动发展，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断增强。高科技人才在科研攻关、技术创新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今年，我市将继续增强科技创新能力，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区域战略科技力量。

    梁启超：科技强，经济兴！科技的力量让我赞叹。我曾热情地讴歌科学巨匠，赞美哥白尼的天文学、瓦特的蒸汽机、富兰克林的电学、达尔文的进化论等，看到了这些成就对人类社会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科技所带来的变化，真可谓“人巧之天工至此而极，世界之进化真不可思议”。

    “创业者”梁启超的财富观

    梁启超不但是一位公共知识分子，还是一位实干的“创业者”。他曾采用股份制方式，积累资金创办“广智书局”和“新民丛报社”。此外，他还是一位理财高手，有一定的投资经验与心得。在用钱方面，他的“寒素家风”一以贯之，但对于子女读书求学、开阔眼界、发展事业方面的开支，他则十分慷慨。

    梁启超的实践说明，文人不必回避正当的经济收益，也可以积极参与经济活动。

    牛顿曾请朋友代他买股票。没想到，买了股票后，这家公司却倒闭了。以牛顿的故事为例，梁启超告诫人们，炒股一定要警惕“气泡”，也就是股价涨得很高时的泡沫。另外，一些人只是仰慕公司的名字就开始炒股，而不考察公司的实际基本情况，这也是不可取的。

    买房置业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梁启超购置房产，也是与家人商量、反复权衡。比如，售价多少、环境如何、面积大小、做工是否坚固等，都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此外，房子买来后做什么用、可以如何完善、买房款怎么构成等，这些问题，他都会仔细考虑。

    从梁启超的家书中，我们看到，梁启超不时将理财心得与子女交流。他教育子女要树立正确的财富观，鼓励他们自立自强，善用财富，做好事业，淡泊名利。他认为：“生当乱世，要吃得苦，才能站得住，一个人在物质上的享用，只要能维持生命便够了。至于快乐与否，全不是物质上可以支配。能在困苦中求得快活，才真是会打算盘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