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A07版:梁启超诞辰150周年特别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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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与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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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4 月 28 日 星期 放大 缩小 默认        

梁启超与家乡
梁启超诞辰150周年特别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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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

    梁启超(1873—1929)是中国近代史上举足轻重的大学者之一,影响了中国几代人的思想。他还是一位成功的父亲,创造了“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的奇迹。梁启超出生于广东新会茶坑村,家乡的沃土、氛围滋养了他,在其人生中打下了深刻烙印。今年是梁启超诞辰150周年,本社挖掘梳理了梁启超与家乡的故事,用全媒体形式呈现给读者。大家通过扫描下方二维码可以看到系列短视频,沉浸于那个时代的光影之中,真切地感受梁启超跌宕起伏的一生。

    策划:黄创快 统筹:傅健 徐铃静 撰稿:傅健 编导:司徒俊杰 陈俊锋 摄像:黄胜 司徒俊杰 制作/剪辑:陈俊锋 配音:王雪晴

    壹

    梁启超与凌云塔  凌云壮志出少年

    凌云塔建于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为新会重点保护文物,距离梁启超故居仅两公里。

    塔体为文笔式构筑,呈八角棱形,塔高七层共约46米。因为层层门洞处于不同方位,所以逐层透门望景,景景不同,犹如进入万花筒中,尽览塔外四面八方的风光。

    凌云塔巍然屹立于凤山之巅,北望新会城,南临银洲湖,远眺崖门海,四面平畴广阔,江河交错。

    梁启超的家就在凤山下,小时候的梁启超常常和小朋友们爬上凌云塔观望家乡的风景。

    相传,有一天,少年梁启超从凌云塔回来,写了一副对联:

    凌云塔下凌云想,海阔天空,迢迢路长;

    天竺国里天竺望,云蒸霞蔚,须臾妙相。

    对联得到父亲和祖父的称赞。

    祖父本想赏梁启超一吊钱,梁启超却说想要祖父的心爱之物——祖传的一套《古文观止》。

    真是凌云壮志出少年。

    古人经常会把高耸的塔尖建成文笔状,寓意崇文重教、文风昌运,凌云塔也是如此。

    据《新会县志》记载,在凌云塔建成后的第二年,举乡丁者十三人,癸丑成进士者数人,自此文风日盛。明清时期,新会的读书人把凌云塔称作“文笔”,认为此地人杰地灵,定出文人,梁启超的成就也是更加印证了“文笔”之寓意。

    凌云塔作为“文笔”,其实是新会人崇文重教的象征,也是年轻人见贤思齐、奋进成才的动力。

    贰

    梁启超的崖山情结  忧国忧民以古鉴今

    崖门位于新会南部,是珠江八大出海口之一。东是崖山,西是汤瓶山,两山之脉向南延伸入海,如门束住水口,又像一半开掩的门,故名崖门。

    1279年(南宋祥兴二年)二月初六,元军发起猛攻。宋军大败,海面浮尸十余万,舟船尽焚。左丞相陆秀夫背负少帝赵昺蹈海,以杨太后为首的后宫眷属及大臣跟随殉国。

    “崖山多忠魂,后先照千古。”以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为代表的忠臣义士以及投海、殉国的十余万南宋军民受到历代凭吊、吟咏,任凭沧海桑田,时代更迭,不绝于篇,形成一种挥之不去的“崖山情结”。

    六百多年后梁启超在《三十自述》中写道:“有当宋元之交……君臣殉国,自沉崖山,留悲愤之记念于历史上之一县。是即余之故乡也。”

    “四五岁就王父(祖父)及母膝下授四子书、《诗经》,夜则就睡王父榻,日与言古豪杰哲人嘉言懿行,而尤喜举亡宋、亡明国难之事,津津道之。”

    据《梁启超年谱长编》记载,梁启超高祖的墓地就在崖山。每至清明,其祖父就带领一家乘舟前往祭扫。沿途经过当年宋元激战之古战场,都要讲述当年发生在此的这段历史。在梁启超心中撒下了忧国忧民的种子。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梁启超东渡日本。他曾在《新民丛报》上回答了一位读者关于崖山海面“奇石”(传说中陆秀夫负宋少帝蹈海处)的询问。梁启超说:“奇石者,崖山江海交汇处有浮石二,高各数丈,形势突兀……”

    以古鉴今,梁启超的目的就是以此提醒国人不畏列强,奋起救亡。

    因为有了民族气节和精神的存在,如今在此地建成的崖门古炮台(清代)和宋元崖门海战文化旅游区成了人们抒发爱国情怀、凭栏怀古的好地方。

    叁

    梁启超与陈白沙  爱国情怀一脉相承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作为同乡先贤,陈白沙对梁启超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陈白沙出生于明宣德三年(1428年),是广东唯一入祀孔庙的大儒,明代心学的奠基者。他在书舍设馆教学,培养了不少国之栋梁,为明清两代江门地区文化繁荣打下了基础。

    “士不居官终爱国”,是陈白沙的人生格言。他“少读宋亡崖山诸臣死节事,辄掩卷流涕”。在他的积极倡议下,先后在当年宋少帝行都故址之上,兴建了大忠祠和慈元庙(日本侵华时毁坏,新中国成立后重建了部分建筑)。

    梁启超于1873年出生,比陈白沙晚445年。

    梁启超自述:“吾家自始迁新会十世为农,至先王父(祖父)教谕公始肆志于学,以宋、明儒义理名节之教贻后昆。”

    后来,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介绍陈白沙写的《登崖山观奇石碑》:长年碑读洗残潮,野鬼还将野火烧。来往不知亡国恨,只看奇石问渔樵。

    据学者章继光著作《陈白沙梁启超综论》所述,1927年梁启超在《儒家哲学》里这样介绍陈白沙:“明代中叶,新学派起,气象异常光大。有两位大师,一个是陈献章(白沙),一个是王守仁(阳明)。陈白沙是广东新会的学者,离吾家不过十余里……”

    1925年53岁的梁启超作《题白沙草书诗卷跋》:“吾家藏白沙先生真迹三通……用茅笔作狂草世所传先生书,率皆此体……”

    梁启超自小对陈白沙颇为景仰,对于其深厚的民族感情和强烈的爱国心更是一脉相承。

    肆

    梁启超与张其光  一文一武美名扬

    “文有梁启超,武有张其光”,此说法在新会广为流传。

    张其光(1831—1895),祖籍广东广州府新会县双水区豪山乡。

    青年时期,他募得粤勇200人,加入左宗棠统率的水军,在浙江与太平军作战。

    后来,张其光率军平定台湾番社土著叛乱,抵御日寇入侵;中法战争时,又总领浙江海陆防务,镇海一役,大败法国军舰,立下显赫战功。

    同治七年,张其光获钦赐“振勇巴图鲁”名号。光绪元年(1875年),张其光捐银千余两,主张并亲自指导了张氏祖祠的第二次重修。

    如今,在张氏祖祠前,还立有一对清廷御赐张其光“振勇巴图鲁”名号的石华表。

    后来,张其光还受朝廷嘉奖荣归故里兴建了张将军家庙(1884年落成)。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张其光病逝。

    梁启超比张其光小42岁。据学者林福杰研究,民国14年(1925年),梁启超应张其光长子(以弟弟张蓉光的次子过继为嗣子)张荫槐、从子(即侄子)张荫棠(清朝最后一位驻美公使、民国首位驻美公使)之请,为张其光撰书《清建威将军浙江提督张公神道碑铭》。

    文中写道:“启超与公生同乡井,熟闻公之行谊于乡之人……益念公之所以靖献于国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心向往焉。”

    在列强凌辱的局势下,时年52岁的梁启超对张其光的功绩深为感佩:“为民捍难而不伐其功,为国安边而不竟其庸,尽伤国耻兮赍志永终,英魂不沫兮依此贞松。”

    伍

    万木草堂同乡同学  意气风发报效国家

    在广州中山四路长兴里3号,有一间“邱氏书室”。1891年(光绪十七年),康有为租借此处,创办了万木草堂。

    在这里,梁启超有几个同乡同学,包括胞弟梁启勋(1876—1965),新会同乡陈子褒(1862—1922)、林奎、卢湘父(1868—1970)。

    梁启超自述:“吾侪之初侍先生于长兴也,徒侣不满二十人,齿率在十五六乃至十八九之间,其弱冠以上者裁二三人耳,皆天真烂漫,而志气堪绰向上……”

    梁启勋在《万木草堂回忆》中写道:“康先生讲学的内容,是以孔学、佛学、宋明学(陆王心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对列强压迫、世界情势、汉唐政治、两宋的政治都讲。”

    一天,同乡几人聚会于州府学宫“仰高祠”,骤见神龛奉祀张宏范(元灭宋之将)牌位,群情激愤。陈子褒即作讨张檄文,由梁启超声数其罪,梁启勋斧碎其牌位,卢湘父则大喊“明正典刑”,煞有介事。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陈子褒远渡日本。1899年,卢湘父应梁启超邀请,出任日本横滨大同学校教席。之后,陈子褒、卢湘父毕生致力于澳、港两地的平民和妇孺教育事业,出版了许多启蒙书籍。

    梁启勋追随梁启超,深得其信任,是梁启超在政治文化活动和料理家族事务上的得力助手。1928年后,梁启勋于青岛大学等处执教,致力于中国文学特别是词曲的研究,著作颇丰。梁启勋还“继伯兄未竟之业”,完成了《稼轩词疏证》六卷,被时人比之苏氏昆仲。

    陆

    梁启超与伍廷芳  同县同乡惺惺相惜

    伍廷芳(1842—1922,号秩庸),广东新会西墩人,清末民初杰出的政治家、外交家、法学家。伍廷芳比梁启超大31岁,二人有两次大的交集。

    第一次是1896年伍廷芳被清廷任命为出使美国、西班牙、秘鲁和古巴四国大臣时,极力想将梁启超招至帐下。

    梁启超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说:“伍秩庸(廷芳)苦相邀,以二等参赞相待……今日入南京,仍虑超不往,已先送装千两来矣!”梁启超因故婉拒了邀请。

    第二次是1900年梁启超到檀香山组织保皇活动时,清廷电令时任驻美公使的伍廷芳阻止其登岸或进行缉捕。内称:“梁某昔日经该使臣奏调出洋,且属同县同乡,若该使臣不竭力阻止,则是有意招致,该使臣不能辞其咎。”后因日本领事阻挠,抓捕未成。

    辛亥革命后,伍廷芳历任外交总长、司法总长、广东省长。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叛变,孙中山避入永丰舰。第二天,80岁高龄的伍廷芳不顾危险,登舰看望孙中山,共商大计。

    6月23日,伍廷芳因病逝世。孙中山悲痛万分,在舰上发表演说:“今日伍总长之殁,无异代我先死,亦即代诸君而死。”

    如今,在广州越秀公园,草木葱茏之处,有孙中山所撰文《伍秩庸博士墓表》石碑、伍廷芳墓及其铜像。

    墓表写道:“文自元年与公共事,六年以后频同患难,知公弥深,敬公弥笃,谨揭其生平志事关系家国之大者,以告天下后世,俾知所模楷焉。”

    翻阅《新会历代楹联选》,梁启超挽伍廷芳联赫然在目:

    是法律家,是坛坫才,翘首斗山今已矣;

    为天下痛,为私交惜,每怀时局益凄然。

    柒

    梁启超与陈少白  多次会面和谈未成

    在江门市外海街道南华里1号,有一座近代建筑。“莎萝坪”和“白园”以“白桥”连为一体,这是陈少白故居。

    陈少白(1869—1934),新会外海人。他21岁与孙中山相识,是革命党中与孙中山以兄弟相称的唯一一人。

    19世纪末,列强环伺之下,保皇与革命两党均致力于挽救中国。梁启超和陈少白分别作为两党代表,曾经多次商谈合作。

    陈少白在《兴中会革命史要》中回忆了他与梁启超的几次关键性会面。

    第一次是1895年,在上海。陈少白碰巧与参加会试的康、梁同住一间客栈,他主动拜访了二人:“谈了几个钟头,我才告辞而退。”

    第二次是戊戌变法失败后,1899年春,在日本。梁启超与陈少白在犬养毅寓所,彻夜长谈。陈少白回忆:“一夜的话,不外陈说合作之利,彼此宜相助,勿相扼。梁启超答应回去同康有为商量,再来答复。”

    第三次是1899年夏,在香港。陈少白与梁启超在香港酒店见面。“还是讨论那合作的事,结果还算圆满。”梁启超请当时也在香港的徐勤与陈少白把合作的章程拟好,“再等两方面通过之后,好按着执行。”后因徐勤推诿、康有为阻挠作罢。

    道不同不相为谋。在其后的时间里,梁启超与陈少白之间更多的是在报纸上论战。

    此后,陈少白历任中国同盟会香港分会会长、广东军政府外交司司长。辛亥革命后,陈少白急流勇退,转向发展实业。

    1917年,梁启超也结束了从政生涯,转而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

    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逝世。

    陈少白挽之曰:“五就岂徒然,公论定当怜此志;万言可立待,天才端不为常师。”

    捌

    梁启超与陈垣  严谨治学大家风范

    在江门市蓬江区棠下镇石头村,有一座晚清建筑。这是陈垣故居。

    陈垣(1880—1971),字援庵,广东新会县石头乡(现属江门市蓬江区)人,曾任辅仁大学校长、北京师范大学校长,被毛泽东主席称为“国宝”。

    梁启超与陈垣都是史学家,他们在两项学术研究上有过交集。

    一项是对于玄奘年岁及西游年份的研究。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认为玄奘“贞观三年”出游说有误,经他考证为“贞观元年”。1924年4月,他将相关论文刊发于上海《东方杂志》。对于梁启超的考证,陈垣并不同意。他在《东方杂志》发文予以辩驳。最终,“贞观三年”说得到证明,成为学界共识。

    这场论辩让人们看到了两位大师严谨的学风、科学的方法和实事求是的精神。

    二是对于校勘方法的研究。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总结了五种校勘方法。陈垣加以继承和提炼,在《校勘学释例》中分别阐述为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和理校法。

    后辈学者认为,两种校勘方法有着明显的承续关系。梁启超的是一种经验性的描述,是一种雏形思想。陈垣的是一种科学的成熟的理论。

    1929年,因王国维、梁启超相继逝世,陈寅恪向清华大学推荐陈垣为国学研究院导师,陈垣以“不足继梁、王二先生之后”为词恳辞。其时陈垣已在辅仁大学任职。

    后来,陈垣在元史、历史文献学、宗教史等领域皆有精深研究,著作等身。

    玖

    梁启超与李蕙仙  我唱君和,我揄君扬

    1889年,梁启超到广州参加乡试。李端棻以内阁大学士衔(后任礼部尚书)典试广东,因赏识梁启超的才华,将堂妹李蕙仙许配给他。

    1891年,23岁的李蕙仙与19岁的梁启超在北京结婚。

    第二年,李蕙仙跟随梁启超回到了新会老家茶坑村。梁启超的祖父、父亲都靠教书维持生活,过着半耕半读的日子,只有几间房屋。梁启超的父亲把一间古书室布置成新房,让新婚夫妇暂住。这间书屋名为“怡堂书室”。

    出身名门的李惠仙努力适应南方的生活环境,尽力操持家务。梁启超回忆那时的妻子:“日亲井臼操作,未尝有戚容。”

    李惠仙得到了婆母的喜爱,“夫人愉愉色养,大得母欢,笃爱之过所生。”

    1893年,他们的长女思顺诞生在老家。

    1898年,维新变法失败,梁启超东渡日本。慈禧命令两广总督捉拿梁启超的家人,李蕙仙决定让梁家避居澳门,躲过了一场灭门之灾。

    梁启超对妻子大为赞赏:“南海师来,得详闻家中近况,并闻卿慷慨从容,词声不变,绝无怨言,且有壮语,闻之喜慰敬服,斯真不愧为任公闺中良友矣。”

    李蕙仙与梁启超共同生活了33年,生育了三个子女。

    1924年李蕙仙去世后,梁启超写下了《祭梁夫人文》。“我德有阙,君实匡之;我生多难,君扶将之;我有疑事,君榷君商;我有赏心,君写君藏;我有幽忧,君噢使康;我劳于外,君煦使忘;我唱君和,我揄君扬;今我失君,只影彷徨!”

    1929年,梁启超病逝后,与李蕙仙合葬。墓碑阳面镌刻“先考任公府君暨先妣李太夫人墓”。

    拾

    梁启超与伍连德  启智护民鞠躬尽瘁

    伍连德(1879—1960,字星联),祖籍广东新宁(今台山市)四九。他作为总医官,指挥扑灭了1910年的东北鼠疫。伍连德还发明了口罩,是华人世界首位诺贝尔奖候选人。

    伍连德与梁启超是广东四邑同乡,也是老朋友。

    1911年4月万国鼠疫研究会在沈阳召开,伍连德因杰出贡献被推选为主席。梁启超感慨:“科学输入垂五十年,国中能以学者资格与世界相见者,伍星联(连德)博士一人而已!”

    1915年,伍连德为筹建北京中央医院四处筹款。他在自传中回忆:“后来,我的老朋友梁启超先生……出任财政总长……我曾游说他从中央国库中追加拨款30000元,此外再增加年度津贴1000元作为管理费。”

    1926年9月初,伍连德到天津看望梁启超,发现其右肾被割错了。

    梁启超在给孩子们的信中说:“他(伍连德)已证明手术是协和孟浪错误了,割掉的右肾,他已看过,并没有丝毫病态……据连德的诊断,也不是所谓‘无理由出血’,乃是一种轻微肾炎……但他对于手术善后问题,向我下很严重的警告……唯一的戒令,是节劳一切工作,最多只能做从前一半……”

    然而,梁启超最终没有听伍连德的劝告,因过劳病发,于1929年1月19日逝世。2月17日,京沪两地举行了公祭。

    梁思成追述:“先君子曾谓‘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座。’方在清华、燕京讲学,未尝辞劳,乃至病笃仍不忘著述,身验斯言,悲哉!”

    “献身甘作万矢的,著论求为百世师。誓起民权移旧俗,更研哲理牖新知。”诚如《自励二首》所言,梁启超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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