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新

    从汶村到台城，从曾经的老家到现居的家。已经是下午5时了，依儿时的记忆，家乡村子该是鸟回巢、鸡入笼、牛进栏的时候。

    一种营运小汽车。上车的旅客：我、一个女人。女人戴着口罩，看出娇小身材、刚步入中年的一个妇女。我听见司机小伙子唤她“大姊”，她应答着，说：“靓仔，尾箱里的一袋大米，不要被进水了。”司机小伙子忙着托运，把好几坨新鲜的章鱼搬进汽车尾箱。我对那女人说：“听口音你不是我们本地人，他叫你大姊？”女人笑了，说：“我嫁到这里来的。”我“哦”了一声，说：“应叫大嫂，或阿婶，也可以叫大姐呀。”在我们当地大姊和大姐的称呼是有区别的。司机小伙子也许不甚明白吧。

    小汽车调头，沿回。在圩头街口，又接上另一个男人。他坐车头。我和那大嫂坐在里厢。车子开动，天似乎真的黑了。华灯闪烁在公路两边，像无数双亮亮的眼。

    这种拉客的车特别的快。司机小伙子有着魁梧的身子，车前窗打开到一半位置，呼啸的风带着晚寒和湿气灌了进来，我有点顶不住，连忙叫司机关上车窗。

    再过一段行程，车子停下，又有一坨生蚝进入尾箱。听见司机对托运人说，车尾箱放不下了。与我同座的大嫂十分宽容地说：“把我的米拿出来，放在我位子前面吧。”这两全其美的事，司机小伙子自然十分欢欣。

    于是，车尾箱里两种水产品，水淋淋地压着，车子在夜色里急急而行。

    这些托运的水产品，最后的交代是：一种在广海一处冰厂上场；一种在台城某餐厅放下。

    快到台城了。中年男人嘟哝了几句，似是说，明天一天，在台城和友伴尽情玩一天，9号回汶村上班。司机小伙子醒然说：“明天就是9号啦。”那男人愣了一下，“明天是9号？”我听着，肯定地附和说：“明天9号。你记错了？”男人不再自信，掏出手机一看，“哦，真的是9号。怎么我记错了呢？”他缓了缓神，说：“没办法了，微信向老板请个假，就说自己感冒了。”

    与我一排坐的女人手机响个不停。听出手机那头是她的丈夫，不断地发出同一信息：“到了吗？在哪呢？”女人柔柔地如实答着。但过了一会儿，手机又响，她还是不紧不慢地回应着：“又怎么啦？”我在旁听得到，“又怎么啦”，几乎成了她此后多次接电话的口头禅。“又怎么啦”，我知道，这刚到中年的一对夫妇，还是如胶似漆的恩爱期。最后在某一处，她终于下了车。她一手提着袋里的米，一手还提着一个小小的电饭锅，趄趔着。刚才在车上还听到，她说明天9号，一定要在9时前赶回汶村上班，老板决不允许岗上不见人。这样说来，这温顺的女子，这一趟与丈夫的小聚，也仅仅是一晚。

    坐在车头的男人，顿然也悔悟起来：“明天一早，有回汶村的早班车吗？尽可能地早些，说不定还能赶回去上班呢。”司机小伙子回答他：“有的，有早班车的。”这男人也下了车，很快消失在车流如河、流光溢彩的街上。

    最后就剩下我了，一个老头儿。我的下车点是六福山庄。车上其他两个人，铺一条回家的路，我自然也是。不同的是，他们带着梦幻，女子与丈夫相会，男子也有他的一班朋友。

    我多么希望，我路尽的那头也有思念和牵挂。刚刚在车上，我连打了两个喷嚏。汶村人常常认为打喷嚏说明有人挂着。但对我来说，有吗？十成有九是刚才车窗穿堂风吹下的警告。苏东坡老说：“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我不仅是华发，那天照镜子，赫然一惊，下巴脖子以下，那肌肉皮囊重重叠叠的皱褶甚至可以藏得下一只老虎。我才知，一个人的衰老，首先是在脖子的皱纹里。

    铺一条回家的路，同样是回家，但回家的人各有各的人生，也各有各的感情。

    我惦念着远在美国的老母亲了。她最近多次对我说，想回家了。但一个90多岁的老人，近20个小时的飞行，谈何容易？我深深理解母亲心里的苦。多么希望，她也能铺一条回家的路，从那头到这头，驾一路祥云，回家，回家！

    今天早上，在横山渡头，我目睹了人间烟火的回家一幕：

    一群以中年妇女为主的乡村打工者，坐着老板的一艘渡轮，从北陡那头回到汶村这头。她们穿一身简易的劳动工装；戴斗笠的，裹头巾的，风尘仆仆。渡轮靠近，人纷然走下渡头。海湾上的风凌厉地吹拂着她们，岁月劳作，皱纹过早在她们脸上留下刻痕。然而我相信，她们如初冬树上的苹果，不在乎任何风霜，坚韧地悬挂于那树上的枝丫叶间，用一抹红艳装点大地河山。

    我和她们唠嗑，得知她们是过海的打工者，是这周围放弃土地的村民，为一个蚝老板做短工。我问，一天可以挣多少？她们朗然回答，250块。那时是上午。一个上午就算一天？她们说，不是的，昨天已干了一个下午，连起来算一天。工钱是每天结算的吗？是的，打到一个人的手机上，然后分发给大家。

    我拿起手机，为这班劳动者拍下了照片。

    哦！回家，铺一条回家的路，虽然是水路。我朝渡头海湾望去。白茫茫的海，有几只水鸟贴着海面平飞，长长的翅膀掠起水沫浪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