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门日报记者 赵可义 蔡昭璐 

    11月4日至5日，“梁启超与中国的近代转型”暨纪念梁启超诞辰150周年研讨会在五邑大学举办。其间，本报记者对研究梁启超知名专家，北京大学原中文系教授、河南大学讲座教授夏晓虹，围绕“梁启超与家乡”这一话题展开采访，并对本报推出的《“对话”梁任公——纪念梁启超先生诞辰150周年》系列报道作点评。

    记者：本次研讨会安排了实地参观梁启超故居及纪念馆、开平碉楼等地，您是否对侨乡有了更进一步的认知？

    夏晓虹：新会我来过两次，这回是第一次来开平碉楼。实地走访发现，江门侨乡与传统乡村有很大区别，受外来文化影响痕迹很明显。可以说，独特的碉楼与村落，展示了侨乡人民开放、包容的精神。碉楼不仅仅是一个完全西式的建筑，还融入了大量的中国传统元素，比如祖宗牌位陈列摆放，及各种各样反映时代精神的对联，明显表达了侨乡人民爱国爱乡精神和祝愿祖国富强的美好期望。

    记者：江门侨乡这种人文环境是否对梁启超的成长产生了影响?

    夏晓虹：梁启超在没步入社会之前，更多的影响来自家庭，特别是来自祖父、父亲。

    梁启超与祖父的关系很密切，他自己曾说：“夜则就睡王父榻，日与言古豪杰、哲人嘉言懿行，而尤喜举亡宋、亡明国难之事”，祖父经常用宋末、明末的气节之士激励童年梁启超，这对他树立民族国家观念产生了很大影响。他父亲对他的教育是一种传统教育方式，很注重历史知识教育，这对他以后的学术道路有潜在引导作用。小时候的梁启超几乎能背诵《史记》，这种传统教育方式肯定会影响他的一生。此外，梁启超在《中国文化历——社会组织篇·乡治》一文中对父亲道德层面的追忆比较多。

    记者：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海外，开展办报等活动，对华侨的民族主义形成是否有影响？

    夏晓虹：报纸杂志对整个华侨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实海外的华侨都很爱国，背后有一个强大的国家作为后援，对华侨在海外的处境有很大的帮助；如果国家很弱势，华侨在国外就会受别人欺侮，他们明白这个道理，也是切身的感受。康有为、梁启超所做的事情就是把他们的政治目标代入华侨社会中，将单纯的爱国，与维新事业结合在一起，改变中国的现状。随着时代变化，很多华侨紧跟历史潮流，走向了革命。

    记者：今年是梁启超先生诞辰150周年，江门、新会做了大量工作，擦亮“启超故里”品牌，挖掘、弘扬启超文化，致力于把梁启超故里建成国家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交流重要平台。其中，全面修缮提升梁启超故居及纪念馆，精心打造启超故里人文景区。您对发扬启超文化有何建议？

    夏晓虹：可以把梁启超最有影响力的文章，精选编辑成读本，让大家更好地了解梁启超，这是普及启超文化很好的方式。

    记者：围绕梁启超先生诞辰150周年这个时间节点，《江门日报》推出《“对话”梁任公——纪念梁启超先生诞辰150周年》系列报道，创新使用跨时空“对话”的形式，“邀请”梁启超先生作为特约嘉宾，介绍其核心思想并观照当下的情况。您对这个系列报道有何看法？

    夏晓虹：这种作品易受读者欢迎，我建议编辑成册，作为一种普及读本，可以考虑作为学校的补充教材，从基础教育入手，使梁启超先生的影响扩散开。

    记者：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喜欢阅读梁启超的作品。您对年轻人阅读梁启超作品有什么建议？

    夏晓虹：我自己编过很多梁启超的选本，比如《大家国学》。梁启超先生在清华大学讲课时，为本科生开设了《群书概要》这门课，后来单独出版了《要籍解题及其读法》，将古籍的基本常识、主要内容作了介绍，都很易读，相信可以激发广大青年的阅读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