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门日报记者 蔡昭璐

    11月4—5日，“梁启超与中国的近代转型”暨纪念梁启超诞辰150周年研讨会在五邑大学举办。研讨会上，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中文系原主任陈平原作了以《从“无声”到“有声”——作为演说家的梁启超》为题的发言，为大家展现了一个鲜活的梁启超。

    陈平原以1917年为界，将梁启超的一生分为前后两部分，前期致力于政治活动。陈平原介绍，1917年后，梁启超逐渐远离政坛，专心教育事业，演说内容以文化讲演为主，教育对象从中年人转向青年学生，施教场所也由社会迁移到学校。1920年，梁启超登台演说，谈论学术、思想、教育、文化等，已经是游刃有余。陈平原表示，那个时代的读者，谁都知道他文章写得好，但没想到的是，还居然这么会“说话”。

    陈平原评论梁启超的演说贴近听众，不故作高深，肯说平常话，讲逻辑，重感情，与他的文章风格一脉相承。《学问之趣味》《为学与做人》《美术与生活》等，直到今天都还可以进入中学语文课本，“天下好文章很多，但要找到适合中学生阅读与模仿，具备高等常识且趣味雅正的演说，还真不容易”。

    中国演说家所碰到的棘手难题，是如何直面方言表达的局限性。陈平原提到，梁启超也受乡音的影响，演讲时操着明显带新会口音的普通话，导致有些人听不懂。

    著名学者梁容若最初在北京高师国文学会听梁启超演说。“他的广东官话对于我们很生疏，所讲的问题，事前又没有预备知识”，实在听不懂，于是他当晚在日记里写“见面不如闻名，听讲不如读书”。

    即便如此，陈平原还是为梁启超的演说叫好。他说，口音不标准，确实会影响听众接受；但若有恰当的形体动作，加上演说时饱含感情，依然是很有感染力的。在《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中，梁实秋回忆1922年梁启超在清华讲演《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示的情感》时写道：“先生的讲演，到紧张处，便成为表演。他真是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有时掩面，有时顿足，有时狂笑，有时太息。听他讲到他最喜爱的《桃花扇》，讲到‘高皇帝，在九天，不管……’那一段，他悲从中来，竟痛哭流涕而不能自已。”在另一则短文里，梁实秋将同在台下听讲的梁思成也拉扯上，场面更为生动：“他讲得认真吃力，渴了便喝一口水，掏出大块毛巾揩脸上的汗，不时的呼喊他坐在前排的儿子：‘思成，黑板擦擦！’梁思成便跳上台去把黑板擦干净。每次钟响，他讲不完，总要拖几分钟，然后他于掌声雷动中大摇大摆徐徐步出教室。听众守在座位上，没有一个人敢先离席。”

    陈平原说，对于熟悉（或希望熟悉）的人物，你记得的不仅是其思想立场、言谈举止、音容笑貌，连口音也密不可分。同一个意思，用粤语、吴语或普通话说出来，效果很可能天差地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