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雨

    《机器的诗》是1933年著名作家巴金在江门期间写下的系列散文中的一篇，收录在他的散文集《旅途随笔》中。与脍炙人口的《鸟的天堂》相比，这篇散文的知名度、传诵度相对没那么高。但是，立足于90年后的历史方位和时间节点，在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成为鲜明时代主题的背景下，在五邑大地现代化进程火热推进的氛围下，重读《机器的诗》，我们将从中得到审美的、文化的、文明的多个层面的有益启示。

    《机器的诗》一文写的是巴金在朋友陪同下，从新会乘坐火车，沿着新宁铁路到台山访友期间，经过潭江时所见工人操纵机器的壮美景象。通常意义上，机器是现实的、坚硬的、冰冷的，是工业化的表征；诗是梦想的、柔情的、温暖的，是审美化的存在。一个是形而下的物质实体，一个是形而上的精神旗帜，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符码组合在一起，呈现出一种尖锐、矛盾、紧张的态势，充满艺术张力。尤其是，作为哲学家反复审视和阐释的“现代性问题”一直是现代化进程中如影随形的复杂母题。批判视野下的“机器”，更是作为将人“物化”和“异化”的工业社会典型代表、作为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的核心力量，不断被诘问和质疑的对象。那么，巴金是怎样将“机器”和“诗”两者有效结合起来进而形成和谐共生的统一体呢？

    在我看来，被艺术化处理的自然景观在其间起到了关键性的调和作用。《机器的诗》甫一开篇，巴金就让自然风景大面积出场：“南国的风物的确有一种迷人的力量。在我的眼里一切都显出一种梦景般的美：那样茂盛的绿树，那样明亮的红土，那一块一块的稻田，那一堆一堆的房屋，还有明镜似的河水，高耸的碉楼。”美丽绵延的自然风景成了火车、铁轨、机器赖以存在的宏观背景。行文过程中，巴金始终没有忘记自然风景的调和作用，在写到工人抬铁链、管机器时，他同时写道：“四周是平静的白水，远处有树，有屋。江面很宽。”在写到工人“管理机器、指挥轮船、把千百个人、把许多辆火车载过潭江”时，他特别提到他们“一面管理机器，一面望着白茫茫的江面”。自然风景因为其秀美、柔性、宽阔，不仅缓和了工人与机器之间的紧张关系，而且让这种劳作呈现出审美意义上的力量感与崇高感，即巴金所说的“在这样的背景里显出了管理机器的工人的雄姿”。

    最为直观地表达巴金观念的，是他这篇散文的中心句：“诗应该给人以创造的喜悦，诗应该散布生命。我不是诗人，但是我却相信真正的诗人一定认识机器的力量，机器工作的巧妙，机器运动的优雅，机器制造的完备。机器是创造的，生产的，完美的，有力的。只有机器的诗才能够给人以一种创造的喜悦。”这里，巴金几乎以圣徒般的热情歌颂机器，不惜以“巧妙”“优雅”“完备”“完美”这样高度拟人化和几近绝对化的词汇提炼和升华机器所代表的精神力量，并把“创造的喜悦”“散布生命”这样的“诗”才可能具有的能量同构在机器的身上，实现机器与人的一体化。

    一个颇有意味的现象是，在《旅途随笔》中，巴金在描写广州的《海珠桥》中直言“我爱都市，我爱机器，我爱所谓物质文明。那是动的，热的，迅速的，有力的。”却在描写上海的《一个回忆》中写道：“轮船驶进黄浦江的时候，我站在甲板上，我看见黑烟遮满了的北面的天空，我听见大炮隆隆的怒吼和机关枪密放的声音。我冷静地看着黑烟的蔓延，我冷静地听着船上许多乘客的惊叫。”如此悬殊的表达，固然与民族弱乱年代的上海遭遇战火硝烟有关，但蕴含其间的对于现代化的体验和思考也是不可忽略的重要维度，甚至这样的维度更体现了巴金思维的前瞻性、深刻性和超越性。

    在《机器的诗》形成9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重读诞生在江门这片土地上的这篇富有艺术性和思想性的经典美文，面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课题，应有怎样的启示？在我看来，首先，是要保护好绿美底色。把握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一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原则，树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化绿美江门生态文明建设，让巴金先生所吟唱的“南国风物”永远不失“迷人的力量”，让“美丽江门”成为侨乡最亮眼的名片。其次，是要涌动起创造力量。推进人与机器的转型升级，加快迈向工业化、信息化、智能化发展之路，以人的智慧更好赋予机器创造的力量。同时始终注意遏制机器“异化”的力量，保持机器“属人”的秉性和人的主体性，避免让人成为“单向度的人”。再次，是要坚守住人文精神。机器、自然与人的共生关系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人。江门有小鸟天堂、碉楼群落、古劳水乡和梁启超、陈白沙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应将侨乡独有的人文精神作为美育德育的重要内容在全社会弘扬，形成富有侨乡特色的文化自觉和文明形态。

    唯有这样，才不负巴金先生在侨乡大地的深情歌颂，才能让新时代“机器的诗”更加生动丰赡，怡人心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