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荣

    车子停在路边，一条窄窄的巷口旁立着道闸，将现代交通与旧日时光轻轻隔开。我们穿过那道闸，眼前豁然开朗——一片开阔的广场铺展开来，四周是鳞次栉比的骑楼，灰白色的墙壁在午后的阳光里泛着温润的光泽。那一瞬间，我觉得自己不是走进了一座大院，而是走进了一部老电影。

    这便是位于广东省台山市端芬镇大同河畔的梅家大院。

    说是“大院”，其实更准确地讲，它是一座方城。108幢二至三层的骑楼呈整齐的长方形排列，中间围出一片占地40亩的空地。这座城建于90多年前——1931年，留日归来的华侨梅炳然、梅建行在故乡发起筹建，104位华侨集资入股，因梅姓股东占了一半以上，汀江圩渐渐被称作了梅家大院。那些漂洋过海的游子，将各自旅居国的建筑风情带回故土，一砖一瓦地筑起了这座梦中的家园。

    我慢慢地朝广场中央走去。四周的骑楼每一幢都独具特色——有罗马式的柱廊，浑圆的拱券撑起幽深的廊道，廊柱的阴影投在地面上，被阳光切成一缕一缕的条纹；有巴洛克式的山花，精致的雕饰点缀在女儿墙上，在简洁的立面中透出几分华美；还有那些五颜六色的窗玻璃，在光影里泛着斑斓的色泽，像旧时教堂的彩窗。屋顶上的雕塑更是各有来历——双金钱的纹样，是白手起家生意人的印记；风车图案的，主人是从荷兰归来的；戴王冠的神像，仿自法国凡尔赛宫。每一幢楼都是一位华侨的故事，每一道雕纹都是一段漂洋过海的记忆。

    我走到一幢骑楼前，抬头凝望。墙壁上布满斑驳的痕迹，青砖的缝隙里探出几茎野草，在微风中轻轻摇曳。檐下的灰雕早已褪了色，却依稀能看出当年的精致。这些楼宇在这里矗立了将近一个世纪，见证过繁华，也历经了荒凉。我想起资料里记载，20世纪三四十年代，这里曾是台山最热闹的商埠之一，银号、杂货铺、茶楼、饭馆鳞次栉比，手表、单车、缝纫机这些紧俏货品经水路运抵此处，广州、佛山、江门的商贩络绎不绝，本地特产也从这里输往海外。那该是怎样一番光景——广场上人头攒动，骑楼下叫卖声此起彼伏，大同河的河水悠悠流淌，载着南来北往的船只。

    可如今，这里静了。大部分楼宇都空着门窗，只有少数几间还开着铺子，售卖些土特产和小食。一位老伯坐在廊下，面前摆着几筐陈皮和咸鱼，见有人走近，也不叫卖，只是含笑点头，那笑容里藏着历经世事之后的淡然。据说，大院鼎盛时住着上千人，后来业主们陆续移居海外，如今只剩五户人家依旧守在这里。108幢楼，只剩下5户人家——这话怎么听都带着几分孤独。

    不过，自从《让子弹飞》将这座侨圩搬上银幕，“鹅城”便成了无数影迷寻访的去处，我亦是如此。我去的那天，广场上走着三三两两的游客，有人举着手机在骑楼前留影，有人凑在卖凉茶的摊子前买一杯解暑。不远处有一辆租来的四人单车，几个年轻人嘻嘻哈哈地绕着广场骑行，笑声在空旷的广场里回荡。站在广场中央，忍不住去想，当年张麻子是不是就在其中一幢楼的楼顶撒过白银？那一幕戏让这座沉寂已久的侨圩重新被世人看见，也不知是这座城的幸运，还是它的宿命——它本不需要电影来证明自身的价值，但电影终究让它不再沉睡。

    广场的正中央，一个卖豆腐花的小摊冒着热气。我要了一碗，坐在廊下的石阶上慢慢品尝。豆腐花嫩滑，糖水清甜，舌尖上萦绕着岭南最朴素的滋味。阳光从骑楼的廊檐上斜斜洒落，在地面画出一道明暗分明的界线。风从大同河面吹来，带着水汽与淡淡的鱼腥味。我想起日前在台山听到的一首童谣：“喜鹊喜，贺新年，阿爸金山去赚钱，赚得金银千万两，返来起屋兼买田。”那些当年唱着这首童谣的妇孺，曾站在大同河的渡口上翘首盼望。可曾想过，那漂洋过海赚来的钱财，最终砌成了这样一座城；可曾想过，这座城后来会人去楼空，只在风中诉说着当年的荣光。

    廊下的老伯不知何时起了身，从里屋拿出一把椅子，坐在门边，慢悠悠地摇着蒲扇。我问他在这里住了多久，他说打小就住这骑楼里，祖上是从缅甸回来的华侨。

    “习惯了。”他说，“舍不得走。”他的脸上没有太多表情，可那三个字——“舍不得”，却恰似这座城的魂魄。90多年了，楼里住过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可总有人舍不得离开。

    我起身，沿着骑楼的廊道慢慢走了一圈。每一幢楼的立面都有细微的不同，每一道雕花都在诉说着一位华侨的故事。那些远渡重洋的人，把后半生攒下的财富与见识都倾注在了这片土地上，可他们的后人，却像当年的他们一样，又漂洋过海去了远方。唯有这108幢骑楼依旧矗立在原地，像108块石碑，默默镌刻着一段段漂洋过海的历史。

    临行前，我又回头望了一眼那片骑楼群。暮色渐浓，晚霞将灰白色的墙壁染成了浅金色。广场空阔，楼影幢幢，透着一种苍凉而庄重的美。我在心里想，这大概就是侨乡特有的气质吧——把远方的梦安放在故土上，又在这梦里，继续向着远方前行。